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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大干起来，因为他们不仅是王后的官方顾问命就是弱肉强食，也就是道德。，也是国王的银行家。
这是又一个奇怪的故事。
在前八个世纪里，修道院积攒了法国的大部分财富，他们不顾国库开支的与日俱增，拒不向国家交税，因而他们握有大量过剩的财产。国王陛下——他的荣耀比他的信誉大得多——抓住了这个机会，重新填满了自己的金库。为此，他给支持他的教士一点好处，作为报答，他被允许随意向教会借钱，想借多少就给多少。
这样一来，“不可改变”的《南特法令》被一项一项地改变了。起初基督徒还没有被禁除，但是坚持信仰胡格诺派事业的人总是得不到安宁。据说一些省份里的错误教义很顽固，龙骑兵的人马便去大肆横行，住在老百姓家理压制的“心理学革命”。认为在技术先进的国家，由于商品，发号施令，很使人讨厌。他们狂吃豪饮，偷走勺子和叉子，打破家具，侮辱安分人家的妻女，就象在被征服的国土上一样无恶不作。主人们失望无度，便冲到法庭要求保护，谁知却被嘲弄一番，还说这是他们自作自受，自己应该知道怎样摆脱这些不受欢迎的来客，重新博得政府的好感。
只有很少的人听从了劝告，到附近的乡间牧士那里接受天主教洗礼。但是绝大部分纯朴的人还是坚持自幼就信仰的理想。最后等教堂一个接一个被关闭，教士被送上了十字架，他们才懂得原来他们命里注定要倒霉。他们不想投降，使决定一走了之，可是刚到边境，才得知谁也不许离境，抓住就被绞死，帮忙的人大概也得上绞架。
显然，当时发生了一些后人永远不会知道的事。
其实自从法老的时候起，各个政府也都不时“关闭边境”，却从来没有成功过。
决意要走的人只要不惜冒各种危险，总是可以找到路的。成千上万的法国基督徒通过“秘密途径”来到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尔。当然这些外逃者没有很多钱，但他们是以忠诚肯干而闻名的商人和艺术家，信誉很好，精力又充沛，没过几年便重新繁盛起来。这繁盛本来应该是属于法国的，法国在经济上失去了无法计算的价值。
如果说《南特法令》的取缔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并不算夸张。
法国一直是富有的国家。但是商业和宗教从来没能合作。
法国的政权一落入女人和教士的手里，命运就注定了。写下驱逐胡格诺教徒法令的那支笔，后来也签署了宣判路易十六的死刑。
二十四 弗雷德里克大帝
德国王族从来也没有因为喜欢平民执政的政府而出名。但是这个家族的人头脑清醒，喜欢藏书和救济穷人，在巴伐利亚人的疯狂气质侵蚀他们之前，还为宽容的事业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贡献。
在某种难度上这是实际需要的结果。德国王族继承了欧洲最穷的地方，那是漫无边际的沙地和森林，只有一半的地方有人住。三十年战争使得那里的居民家破人亡。他们需要人力和资金，以便重整家业，于是开始去寻求这一切，不论其来源于什么种族，信奉什么教义和以前的卑贱身份。
弗雷德里克大帝的父亲是个粗俗的家伙，言谈举止活象个采煤工，对酒吧女招待很感兴趣。不过他会见外国逃亡者代表团的时候倒是能彬彬有礼。在处理涉及到王国重要统计数字的事情时，他的座右铭是“越多越好”，他有意识地收集所有国家抛弃的东西，就象是在收集六点三英尺高的掷弹兵担任自己的警卫一样。
他的儿子的能力非同一般人，很有教养。父亲不允许他学习拉丁文和法文，可他偏要研究这两种语言。他喜欢蒙田的散文，讨厌路德的诗歌，喜欢爱比克泰德的智慧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讨厌那些天主教的无知。父亲按照《旧约》中的教义对孩子很严厉（为了让孩子学会服从，父亲命令把孩子的最要好的朋友在窗前斩首），但这没有使儿子倾向于正直的犹太理想，那时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都对犹太理想赞不绝口。弗雷德里克把所有的宗教都看做是史前的恐惧和无知状态的复苏，信教等于陷入一种被一小撮聪明却又无耻的家伙们小心操纵的奴性状态，这些家伙知道怎样充分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靠着损人利己来享乐。弗雷德里克不仅对基督教义感兴趣，而且对基督本人的兴趣更大，但是他是按照洛克和索兹尼的观点来接触这个问题的，所以至少在宗教问题上是个宽容大量的人，而且可以毫不吹嘘地说，在他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方法寻求拯救”。
弗雷德里克做出的这个英明论断为他沿着宽容的道路做进一步的试验奠定了基础。譬如他颁布说，只要传授宗教的人是正直的，过着正派和遵纪守法的生活，那么所有的宗教就都是好的，因此所有的信念都必须享有同等权利，政府不许干涉宗教事务，只需充当警察的角色，维持不同宗派之间的和平就够了。他的确相信这一点，只要求臣民顺从和忠诚，把对思想和行为的最后评判权留给上帝，“只有上帝才了解人的良知”，他从不对上帝的旨意做哪怕是很小的评论，免得使人们以为他需要人的帮助，也就是用暴力和凶残来推行神圣的目的。
弗雷德里克在思想境界比他所处的年代早了两个世纪。国王在首都的中心给天主教徒们拨出了一块土地，让他们自己修建教堂，当时的人都摇头不止。耶稣会的人从大多数天主教国家被赶了出来，他又挺身保护他们，于是人们开始咕哝一些恶毒的警告。他宣布说道德和宗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每个人只要交纳税款和服兵役，就可以随意信奉什么宗教，这时候人们再也不认为他是个基督徒了。
由于当时他们恰好住在普鲁士境内，批评家都不敢轻举妄动，因为陛下精通警句，在皇家法律上稍加评论，就可以给那些在某些方面没能博得他欢心的人的事业造成一些不寻常的后果。
不过事实上他是一个掌权三十年的开明的专制君主，他第一次给欧洲带来了几乎是完全的宗教自由。
在欧洲的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新教徒、天主教、犹太人、土耳其人和不可知论者第一次享有了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待遇。喜欢穿红衣服的人不能对穿绿衣服的人称王称霸，穿绿衣服的人也不能对穿红衣服的人称王称霸。那些回到尼西亚寻找精神安慰的人，被迫与那些既和坏人打交道、又和罗马主教打交道的人和平友好地相处。
弗雷德里克真的很满意他的努力成果吗？我很怀疑。他在行将辞世的时候，让人把他忠实的狗叫来。在这最重要的时刻，狗看来是比“所谓的人类”更好的伴侣（陛下是一个能力很强的报刊专栏作者）。
他去世了，这是第一个误入这个错误世纪的马可·奥勒留，他象他的先辈一样，给他的继承者们留下了一份很好的遗产。
二十五 伏尔泰
在当今时代里，我们常听人们说起新闻广告人员的恶毒努力，许多好人都指责“宣传”是现代魔鬼的一项成功发明，是一种既新奇又拙劣的方法，为的是使人们注意某个人或某项事业。不过这种责备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一般认为“宣传”是最近才发明的。但是如果不带偏见地看待过去的事件，就会发现这与事实恰恰相反。《旧约》中的预言家们，不管大小，都曾是精通吸引老百姓注意力的大师。用新闻行业的话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是一个长长的连绵不断的“宣传噱头”。有些宣传是体面的。但大部分都是现在连百老汇都拒绝刊登的眼花缭乱、粗俗卑劣的宣传。
象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都充分懂得精心布置的广告的巨大价值。我们不能责怪他们。他们不能象红菊花那样，只要谦卑愉快地生长在路边就行。他们非常认真。他们想让自己的观点发扬光大。要取得成功，不吸引一大群追随者怎么行呢？
肯皮斯的某一个托马斯，在一个寺院的安静角落里生活了整整八十年，这种长期的自愿流放，如果及时做广告（原原本本地），就会产生深远的道德影响，好奇心会驱使着人们去阅读那本关于他一生祈祷和思考结晶的书，销路会很好。但是阿西斯的某一个弗朗西斯或罗耀拉如果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劳动确实成效，那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使用现在常常与马戏团或电影新星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方法。
基督教特别强调谦虚，赞美那些精神谦卑的人。但是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现在之所以能成为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却是因为当时在宣扬时用了特定的方法。
难怪那些被谴责为教堂不共戴天的敌人的男男女女们，在抗争西方世界的精神专制侄梏时，从圣经上撕来，并采用了一种相当奇特的宣传方法。
我提供这个不足挂齿的解释，是因为善于做大量宣传的最伟大的学者伏尔泰，有时不择手段地利用了人们思想上的空虚，因而经常受到抨击。也许他的手法并不总是那么高明，但是那些因他而得救的人或许不这么看。
进一步来说，就象检验布了要通过品尝一样，对象伏尔泰这样的人的成功或失败也应该根据他究竟为他的同胞们做了些什么贡献来评定，而不是他所喜欢的衣服、玩笑或糊墙纸。
这个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便说：“我没有王权又有什么关系？我有一支笔。”他对了。他有一支笔。他有许多支笔。他是鹅的天敌，因为他使用的鹅毛笔比二十多个一般作家用的还要多。他属于文学巨人那一类人，他们都孤独一人，在最可怕的逆境中写的文章也和作家协会所有的作家总数写的一样多。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