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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那个掷骰子的游戏呢？〃
我利用在第一波士顿的一段清闲时间创造了一个电脑掷骰子的游戏。为了表示我对赌博的浓厚兴趣，我到摩根士丹利面试时把它列在了简历上。有人告诉我，这个游戏是摩根士丹利决定雇用我的重要原因。当我告诉他们我连这个游戏也没从第一波士顿带出来时，他们气急败坏了。
我必须承认，这是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游戏。它由象是绿色丝绒的布景和两颗似乎在旋转的骰子组成。电脑自动计算各种赌注的收支情况，而且能为最多八个玩家保存连续的〃损益表〃。如果你想把游戏藏起来，只需要按一个健，骰子的页面设置就会变成债券计算的电子数据表。
我记得第一波士顿的经纪和交易员发现了我的骰子游戏时，所有交易厅的工作都停止了。一个高级经纪迫使我为游戏提供资金，连续几个星期我整天时间都花在管理这个骰子程序上，其他急切的赌徒则紧紧盯住旋转的红色骰子，输了就朝我大喊大叫；我记录的损益表变得和公司的交易分户账一样繁杂。我也记得我的个人财政是如何保持平衡的。
令人瞩目的是，第一波士顿的每个人都相信我不会操纵游戏，那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他们知道，我自己也知道，如果被发现的话，操纵游戏会毁掉我在华尔街的前途。当然了，我考虑过操纵游戏（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衍生产品经纪都会至少考虑一下这种可能），但是我拒绝了这一诱惑。想象一下故事会怎样在公司传播吧：〃你能相信那小子吗？我是说，我知道经纪撒谎，也许在债券价格上撒谎。可看在上帝的分上，玩骰子游戏也撒谎？难道就没有神圣的事了吗？〃
我保持诚实，并告诉我自己在骰子游戏中庄家是占优势的。因为我是庄家，长期来看我会赢。然而，以前在拉斯维加斯的经历给了我关于长期的痛苦经验，那次失利使我的信心大
减。赌注加大以后，我坚持无力再为游戏做庄。这太消耗时间，压力也太大。何况，我很难靠管理骰子游戏成为衍生产品这行的明星。我把骰子游戏复制了几张软盘分发出去，离开了赌博业。
愚蠢的是，我离开第一波士顿的时候忘了复制一份。我向一个经理建议说我可以给以前的同事打电话，他应该会给我一份。但是这没能打动他。
最初，我并不介意我的〃四人帮〃认为我是个具有职业道德的人，尽管我的很多同事都认为这是个自相矛盾的词。这四个人将是我在摩根士丹利的职业生涯中最举足轻重的人，我想让他们觉得我是聪明的，而不是龌龊的，起码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如果我愿意的话，我有充足的时间来摧毁任何我是个循规蹈矩的人的印象。
我的〃四人帮〃包括两个〃董事总经理〃和两个〃合伙人〃，董事总经理紧下面的一级。摩根士丹利的等级制度是这样的：董事总经理，合伙人，副总裁，经理，分析师，秘书。经理和分析师两级没有高级和初级之分。我和大多数从研究生院的毕业不到四年的雇员一样，是个经理。
待遇大致和工作职称相匹配。平均来说，董事总经理赚百万美元，合伙人差不多赚一百万，副总裁赚五十万，经理赚几十万，不过每个级别内的范围都很宽。DPG 雇员的薪水一般比公司其他部门同级雇员的高。分析师和秘书的薪水在摩根士丹利的所有部门都被称为仅仅是〃四舍五入造成的错误〃。（在华尔街，五万美元以下的待遇被忽略不计）。
那时我是二十七岁，比摩根士丹利经理的平均年龄要小几岁。他们大都在大学和商学院之间工作过几年。经理一般在二十岁末到三十岁初，副总裁三十几岁，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可能会有四十岁。向更高一级的升迁需要二至四年。四十岁以上的人如果还没有退休、辞职、被解雇、或被任命到高级管理岗位的话，就会被搁置到在摩根士丹利被称为〃退休者之家〃的部门〃养老〃。
我的终极老板是毕德育特森，真正的〃四人帮〃里下棋的那个。我在摩根士丹利期间，和森的交往都是和下棋和赌博有关，而不是客户和业务。偶尔，我会看他和电脑下棋，更多的时候，我们就体育比赛赌博。可能最重要的是，他后来参与了我安排的全美大学运动协会锦标赛大赌博（我们输了）。除了游戏和赌博，森很少为我做过什么，也很少对我做过什么。他经常在我在交易厅的座位附近走来走去，不过，我是少数幸运儿之一，他很少口头攻击我。
我的另一个董事总经理是马歇尔萨兰特，他向森汇报。萨兰特是个又矮又胖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地道的纽约人。他自称年轻时很瘦，而且直到在商学院时都是跑步爱好者。不过，他跑马拉松的日子显然早已成为了过去。十年稳定的富有而缺乏体力活动的生活已经使他属
于特定的一群人：他们的领带努力想要够着腰带，但是总差一点儿。尽管生活方式安静，萨兰特在衍生产品业务上却比森活跃多了，他在 DPG 的角色也重要得多。萨兰特对数字反应敏锐，尤其是在一部现在已是古董级的惠普 12C 计算器的帮助下；他还因为富于姿势的左臂而著称。他会在激烈的会议中等待合适的时机运用他的左臂。当一个恰当的停顿出现时，他就会开始他的挥臂投球动作，抓起纸笔，象桑迪高法克斯一样伸出手臂，突然间象发快球似的画上一堆图表，一举扫除所有的反对论据。萨兰特是摩根士丹利少数几位脾气不那么暴躁的高管之一，不幸的是，他也缺乏鼓舞他的团队的非凡领导力，甚至连个可依靠的安慰者都算不上。因此，虽然其他衍生产品经纪欣赏他相对温和的态度和强壮的手臂，萨兰特既不被人爱戴，也不遭人恐惧。
我的〃四人帮〃 中的另外两个人是相对低级一点的〃合伙人〃，也就是说他们只是百万富翁，而非千万富翁。这两个人将是我在摩根士丹利的顶头上司。如果我在华尔街的经历有任何难忘之处，也是由于这两个人。每一天，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他们旁边几英尺之内度过的。两个人可能有多大的差别，他们之间的差别就有多大。
我将做件好事，只用他们的外号来称呼他们。两个外号都很贴切。首先是稻草人。我第一次在面试时见到稻草人的时候，既不了解他的名声，也不知道他多姿多彩的外号，稻草人是其中比较无害的一个。他总在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厅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反复地用口哨吹着〃假如我有头脑的话〃，所以得到了稻草人的外号。尽管如此，他是个相当有效率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一段时间以后，这旋律也流行了起来。1994 年，到访摩根士丹利设备精良的交易厅的人很可能会看到一排经纪人一面盯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债券报价，一面吹着快乐的口哨旋律，对其中的讽刺浑然不觉。虽然惯例是把年纪大的雇员送去养老，稻草人却是一个例外。尽管他不肯向任何人透露他的年龄，所有人都打赌他至少四十五岁了。他在合伙人这一级似乎都已经一辈子了，然而仍旧在交易厅工作。管理层既不能证明他应该被提拔，也不能允许他离开。不久我会更多的了解稻草人，但只和他在一起呆了几小时后，我怀疑衍生产品部的管理层留下他的原因之一是，尽管年纪大且缺乏技能，但他实在太有趣了。我离开公司后，稻草人终于被搁置到衍生产品部以外的地方养老。就算我不在本书中提及他的名字，他的事业问题也够多的了，所以我将尊重他的隐私。
以后我会再告诉你另一个合伙人的外号。现在我只想说这个外号和这个人有些与众不同。我是在得知摩根士丹利最具杀伤力、最鬼鬼祟祟的那类交易的同时得知她的外号的。她参与设计并销售了公司历史上利润最高的单笔交易。这个好战的女人仍在摩根士丹利风声水起，她十分胜任攀登公司领导阶梯的工作，很可能即使被我点名也不会受到伤害。无论如何，
我也准备保留她的真名，不过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害怕。至于稻草人，他是个提着枪的脱衣舞夜总会鉴赏家。他的桌子下放着一瓶威士忌，手里握着一支雪茄，在交易厅走来走去，讲着猥亵 但我必须承认，通常非常有趣 的故事和笑话。稻草人经常把我拉到一边，向我解释说他靠两条简单的法则生活。第一，感觉就是现实；第二，信任却不忘查证。他骄傲的宣称，他是在美国历史上最进步的年代 1980 至 1985 年，从这个年代活着的最开明的人身上，学到这两条法则的。稻草人相信罗纳德里根是上帝，在摩根士丹利，他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稻草人是幸运的，他在 1994 年之前已经把自己安置在华尔街最热门的获利点上：拉丁美洲衍生产品。他甚至在一个投资研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拉丁美洲衍生产品的高调演讲。尽管我听一个参会者说那次演讲根本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1994年 2 月，墨西哥是热点，而稻草人是我的上司，我准备全力以赴。
《泥鸽靶》第四章
1994 年初的墨西哥是个大热门。那时候美国刚刚通过了《北美贸易协定》，银行家们全都在向南边的墨西哥城跑步前进。新兴市场交易者协会的数据显示，1993 年的交易额达到了 15 000 亿美元，是上年的两倍。拉丁美洲衍生产品是整个衍生产品市场中发展最快的部分。拉丁美洲衍生产品的每月交易额，从 1993 年的 30 亿美元增加到了 1994 年的 250 亿美元。各家主要银行都想从两国间的资金流动中分一杯羹。所有的美国大银行都在准备申请成立墨西哥分行，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许多银行已经有专门小组在墨西哥的临时办事处工作了。
有了在第一波士顿的经历，我几乎已经算是个拉丁美洲衍生产品的老手了。摩根士丹利已经在拉丁美洲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