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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出戏，三出规模宏大、耗资甚巨的戏，在这些戏里，曾把整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惊惶不安的无畏的共产党的大领袖们，出场时成了一只只垂头丧气的服服帖帖的山羊，命令他们叫什么，他们就哗哗地叫什么，他们把脏东西往自己身上呕吐，卑躬屈节地贬辱自己和自己的信仰，招认自己犯下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犯的罪行。
这在人类能记忆的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与不久前在莱比锡对季米特洛夫的审判对照起来，这特别令人震惊：季米特洛夫像一头怒吼的狮子似地回答纳粹的法官们，而这里，和他同属一个使整个世界发抖的钢铁劲旅中的同志们（其中一些最大的人物曾被称为“列宁的近卫军”），现在却身上浇着自己的尿出现在法庭面前。
虽然从那个时候起许多事情似乎已经得到了说明（做得特别成功的是阿尔图尔·凯斯勒）——关于它们的谜仍然在广泛地流传着。
有人写到过能够使人丧失意志的西藏迷药，有人写到过采用催眠术。在说明问题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不值一顾的因素。如果内务人民委员部手里有这样的手段，能有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妨碍他们采用这些手段呢？为什么他们不去削弱、不去迷乱人的意志呢？有人知道在二十年代有一些大催眠家放弃了巡回表演活动，转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去工作。三十年代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面有过一所催眠术学校，这是确凿的事实。加米涅夫的妻子在审判前得到允许同丈夫会见，发现他处于精神呆滞、不由自主的状态（她来得及在自己被捕前说出了这件事）。
但为什么帕尔钦斯基或赫连尼科夫既没有被西藏迷药也没有被催眠术摧毁呢？
不，对于这一点，必须从较高的、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说明。
人们感到特别困惑莫解，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在沙皇的刑讯室里没有发过抖的老革命家，都是经过锻炼、熬煎、摔打的战士。
但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错误。这些人并不是那些老革命家，这个名声他们是靠继承得来的，是由于与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为邻而得来的。那些人——扔炸弹和搞密谋的人们见识过苦役，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刑期——只是他们一生未见识过真正无情的侦查（因为这样的侦查在俄国根本不曾有过）。而这一帮人则既未尝过侦查的味道，也不知道什么叫刑期。什么特别“刑讯室”、什么库页岛、什么特殊的亚库梯苦役，布尔什维克都没有经历过。都说捷尔任斯基受的罪比谁都大，说他一生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而用我们的尺度来衡量，他不过是服了正常的十年刑期，得到了一张普通的“十元券”，这在我们的时代任何一个集体农庄庄员都可能得到的；诚然，在这十年中有三年中心苦役监狱，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在三六到三八年的审判中牵出来给我们看的那些党的领袖，在他们的革命经历中只有过短期的轻松的监禁，为时不长的流放，连苦役的气味都没有闻到过。布哈林曾多次短期被捕，但都和开玩笑差不多；看来他在哪里也没有连续蹲过一年，只在奥涅加的流放地稍稍呆过一阵。加米涅夫从事过长时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并曾奔走于俄国各城市之间，但也只坐了两年的牢和一又二分之一年的流放。我们现在给十六岁的孩子一下还判五年呢。季诺维也夫，说来可笑，连三个月都没有蹲过！一次刑事判决都未曾有过！与我们“群岛”的一般土著相比，他们是一些小娃娃．他们等于没有见过监狱，李可夫和H·N·斯米尔诺夫曾几次被捕，各坐过五年牢，但不知怎么地他们的监牢生活过得很轻松，他们能够从所有的流放地毫无困难地逃跑，或者正好赶．上大赦。在关进卢宾卡之前，他们根本想象不出真正的监狱和不公正的侦查的铁钳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根据作这样的假设：如果托洛茨基落进这只铁钳——他会表现得不那么低三下四，他的骨头会比别人硬：他没有理由会如此。他也只经历过几次轻松的监察，没有受过任何严重的侦查，此外就是乌斯特…库特两年的流放。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的令人生畏的名声是廉价得来的，他本人并没有显示出真正的坚强性：下令枪毙别人时眼都不眨的人，自己死到临头时却会比谁都软弱！这两方面的坚强性完全是两码事。）拉迪克是当局的好细（在这三次审判中充当这个角色的不只他一人！），雅戈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刑事犯。
（这个杀害几百万人的凶手不能想象他头上的那个最高杀人犯在最后时刻不会在自己心中找到共同责任感。要是斯大林坐在这个大厅里，雅戈达就会满怀信心地坚决地直接向他请求宽恕：“我向您请求！我为您修建了两条大运河！……”据在场者说，这个时刻，在大厅二层楼的一个小窗口后面的屋里，好像是隔着一层薄纱，光线昏暗，有人划着了一根火柴，当点烟的时候，显出了烟斗的影子——有谁到过巴赫奇萨莱“并记得这种东方式的花招吗？——在国务会议大厅里，在二层楼高的地方有一排钉着带有小孔的白铁片的窗户，而在窗户后面是一条没有照明的走廊。从大厅里永远猜不出；是不是有人在那里。汗是不可见的，而国务会议却好像永远是在他亲临之下举行的。根据斯大林的彻头彻尾的东方性格来判断，我相信他一定是在观察着“十月大厅”里演出的喜剧。我不能设想他会放弃观看这个场面，放弃得到这种享受。）
要知道我们的全部困惑不解完全是和相信这些人非同凡俗有关。当我们读到普通公民的普通审判笔录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感到莫名其妙而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人对自己和对别人说了那么多诬陷不实之词？——我们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是软弱的嘛，人是会顶不住的嘛。而布哈林、李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米尔诺夫这些人，我们预先就认为是一些超人—一我们的困惑不解实质上完全是由于这个缘故。
诚然，这一次，戏的导演们挑选登场演员似乎要比以往的工程师案子困难些：那时可以从四十只大桶中挑选，而这一次只有一个小小的戏班子，主要演员大家都熟悉，观众们希望一定由他们来扮演。
但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无可幸免的人们中间那些最有远见和最果断的人——他们没有束手就擒，在被捕前就自杀了（斯克雷普尼克、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束手就擒的是那些想活的人。而对想活的人是可以任意摆布的！……但其中有些人在受侦查时表现得与众不同，他们清醒了，顶住了，古无声中死去了，但总算没有蒙受耻辱。没有把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叶努基泽、楚巴尔、科西奥尔还有那个克雷连科技出来公开审判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他们的名字完全可以给那些审判生色增光。
带上法庭的是最顺从的！毕竟还是有过选择。
选择是在小范围里进行的，可是胡子导演却对每个人都很了解。他一般地了解他们都是些弱者，而且了解他们每个人单独的弱点。这也正是他那阴森森的不凡之处，是他一生主要的心理趋向和成就：看透人们底子里的弱点。
在所有落得身败名裂下场的党的领袖人物当中，年深日久之后，现在看来最有才智、头脑最明睿的，要算布哈林了。（凯斯勒的那一部很有才华的研究著作显然是献给他的。）对这个人的老底子，即人与尘世相连接的部位，斯大林也是看得很透的。他把这个人长久地死死攥在手掌里，甚至像玩小耗子一样，欲擒故纵，拿他开心。布哈林一字一句地写完了我们现行（不实行）的听起来很漂亮的宪法——此时他飘飘然如上云端，满以为赢了科巴“一局：塞给了他一个迫使他把专政搞得软化一些的宪法。殊不知他自己早已经掉进了虎口。
布哈林不喜欢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早在基洛夫被暗杀后第一次审判他们的时候，布哈林曾对接近的人说过：“那又怎么啦？这类人很难说。也许是有点什么事……”（那些年代庸人们的经典公式：“大概是有点什么事吧……我们这里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人关起来。”这就是党的第一号理论家在一九三五年说的话！……）一九三六年夏天第二次审判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时候，他正在天山打猎，什么也不知道。下山后来到了伏龙芝——便读到了判处他们两人枪决的判决书和报纸文章，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布哈林作了多么毁灭性的供述。他急忙去阻止这种迫害了吗？他对正在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向党提出呼吁了吗？没有，只是给科巴发去了一份电报：请暂缓处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便……布哈林能够去作当面对质并进行辩白。
迟了，科巴有了笔录就够了，他还要活人的当面对质做什么？
然而，布哈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抓起来。他失去了《消息报》，失去了任何活动和党内的任何地位——在自己的克里姆林宫住宅（彼得大帝的游乐殿）里，像坐牢似的生活了半年（不过，秋天到别墅去住过——克里姆林宫的门岗还像平常一样向他敬礼）。已经没有人去看他，也没有人给他打电话。这几个月里他不断地写信：“亲爱的科巴！……亲爱的科巴！……”但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一点回音。
他还在寻求同斯大林的推心置腹的接触。
而亲爱的科巴眯缝着眼睛，已经在进行排练了……科巴对角色的试验工作已经进行了多年，他知道布哈尔奇克“会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出色的。你瞧，他已经声明同他那些被关押和流放的学生以及追随者（虽然为数不多）脱离关系，容忍了他们的毁灭。他忍下了对他的尚未真正产生和成熟的思想路线的粉碎和辱骂。而现在，虽然仍保留着《消息报》总编辑和政治局委员的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