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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回过头来又看了看那部小说，这才犹如大梦初醒：哎，我们原先害什么怕呢？！我们干什么要奴性十足地吹捧它呢？“他（索尔仁尼琴）描写的人物是很不成功的……他没有勇气去窥视人物的灵魂。”他们又分析了一下主人公，也发现：这个人物原来是个“典型的非英雄！”舒霍夫这个人物是“孤独的”，是“远席人民的”，是个只为填饱肚皮而生活的卑微小人，而且他并未进行斗争！最使大家愤怒的正是这一点：对呀，为什么舒霍夫不进行斗争？！请问，，是让他去推翻劳改营制度呢？还是希望他拿起枪来到什么地方去？对这一点他们却又不予回答，只是指责：他为什么不斗争？！（这时我已经写好了关于肯吉尔暴动的剧本，但是我没敢打开我的稿卷发表它……）
他们自己没有向我们显示出哪怕一“尔格”“的斗争精神，现在却以“吨公里”这样的单位来要求我们了！
事情总是这样的：战事过后勇士多．
“说实话，舒霍夫的兴趣十分低级。而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最可怕的悲剧在于把一些真正先进的苏联人，把我们国土上的精华，我们时代的真正的英雄们关到铁丝网里去了。”这些人“也并不反对偶尔多‘搞到’一份烂菜汤吃……不过他们并不是卑躬屈节地去取得它的。”（那么，是怎样取得的呢？这倒很有趣，怎么搞到的？）
“索尔仁尼琴把重点放在描写折磨人的艰苦环境上面，离开了严峻的生活的现实。”而生活的现实，据说，就在于那些“经过斗争的烈火考验的”、“列宁的党培育出来的”人们……怎么样了呢？斗争了吗？不，没有—…·他们“一直深信无法无天的黑暗时代终将过去！”
“有些作者所描写的饥饿的痛苦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谁能否认思想上的痛苦甚于饥饿百倍呢？”（尤其是在你没有尝过饥饿痛苦的情况下！）
而他们的所谓“思想上的辅苦”，就是他们在思考：将会发生什么事？怎样发生？什么时候宽恕我们？什么时候召唤我们重返领导岗位？
整个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不就只是讨论了一个给什么人树碑立传的问题吗？是给死去的共产党员们立碑！那么，死去的普普通通的伊万们呢？给他们也立碑吗？不，连提都没有提到他们一句，他们的死一点也不可惜嘛。（《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所以成为一颗炸弹，就在于它给他们塞进去一个普普通通的伊万。）
他们在大墙裂缝前飞舞，并不知疲倦地扑扇翅膀已经快二年了。善于编织神话蛛网骗人的人在这期间就编织好了这种蛛网。例如，《消息报》（1964年4月25日）就担负起了教导我们如何斗争的工作：原来我们应该从劳改营里逃跑I（可惜我们那些逃亡者们不知道该文章的作者叶尔莫洛维奇的住址。否则不是可以跑到他家去躲一躲吗？……不过，总的说来，这个主意是有害的：如果逃跑成功，不是有损于内务部的声誉吗！）好吧，就逃跑吧，可是，以后怎么办呢？
《消息报》编造税，一九四四年春天有个名叫阿列克谢的人（不知为什么又不肯说出此人的姓氏）似乎从雷宾斯克劳改营里逃到前线去了。在前线，他被一位负责政治工作的少校（“使劲摇着头驱散了自己的疑虑”）很高兴地录用了，让他在部队服役（这位少校的姓氏也不清楚），而且不是录用他去干点什么普普通通的工作，而是把他派到团的侦察部队去，而且放他去执行侦察任务！（好）就请上过前线的人说说着，难道那个少校不怕丢掉他的肩章？不珍惜自己的党证？要说是一九四一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这样的冒险也许还有可能，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正在建立起严格的汇报制度，而部队里已有除奸组织“死灭尔施”的时候，这位少校敢这样作吗？）而且这个阿列克谢居然获得了一枚红旗勋章l，（访问，呈报授勋的文件怎么填的？）战后阿列克谢才“急忙转入了后备队”。
第二个例子甚至是有名有姓的了：德国共产党人克萨维尔·施瓦尔茨缪勒，一九三三年从希特勒德国选来苏联，一九四一年因为他是德国人而被捕（这些倒像是真的）。好了，下面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在劳改营里进行斗争了！正式的通知书上写着：此人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死于奇斯托波尔（进劳改营不久就死了，特别是对外国人来说这倒很像是真实的），于一九五六年终死者恢复了名誉。那么，他到底在哪儿进行了斗争呢？是这么回事：据传说，一九六二年有人（一个老太婆呗！）在里加市好像是看见过他．那红星说．助没开．而且批购了一于是人们急忙去查阅劳改营的死亡者登记卡片（一张胡乱断下来的纸）。谁想到：那上面竟没有死者的照片！哪会有这种事？这就是说，很清楚：他是逃跑了，而且后来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斗争！那么他怎样斗争的呢？不知道。对谁斗争呢？不知道。那他现在为什么还不肯公开自己的身份呢？还是不知道。
编造这类童话给我们听的，竟是堂堂权威的政府机关报！
他们是想用这类童话的蛛网遮住已经显露出来的古拉格群岛的影子，不让我们看到它！
在同一份《消息报》上还刊登过另一个童话：就在不久前，有一个人得知给他死去的父亲恢复了名誉。那么，此人，这个做儿子的，此刻的主要感受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父亲当年无辜被残害致死而感到愤怒吗？不是。相反，他“感到高兴”！感到“好极”。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无愧于党”时，他“该有多么幸福啊！”
人们大编其谎言的蛛网，各显其能。这种蛛网一层差一层，一套连一套，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个世界给遮住了，使群岛变得模糊不清了。
当他们加紧在裂缝旁边扑扇翅膀、编织这一切的时候，在里面，在大墙的局面，正在搭起脚手架，一些长于此道的“泥瓦匠”正在爬上去：有资格加入这个泥瓦匠行列的还必须多少能称得上是个作家，还得是亲自受过点苦难的，自己在劳改营里呆过的才行；不然的话，连傻瓜也不会相信他们写的东西。爬上去的有：鲍里斯·季亚科夫，格奥尔吉·谢列斯特，加丽娜·谢列布里亚科娃，阿尔丹…谢苗诺夫。
他们那股热情就不必说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急于上去填塞这道裂缝，在还没有搭起脚手架的情况下他们就自己跳起来，把灰浆抛向裂缝，可惜够不着……
谢列布里亚科娃最卖力气，地搬来一整块石板去堵它，石板很大，看来堵住裂缝还有余呢——她写了一本小说，描写审讯共产党人时的惨状：怎样挖他们的眼睛，怎样用脚踩他们。但是，她热心过度了，人们对她说：你这块石板不合适，不对路，它只能造成新的裂缝。
那么格·谢列斯特呢？这位前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的旅长早就把自己的小说《天然矿》推荐给《消息报》了。但是，当时这类题材还没有开禁．他算什么人？！现在呢，在裂缝出现之前十二天，当人们已经看清将会在什么地方出现裂缝时，《消息报》便把谢列斯特的这贴膏药赶紧贴在那里了。但是膏药没有贴住，裂缝还是发生了，就像没有贴过膏药一样。
墙上裂缝处还在冒烟。于是季亚科夫又匆匆跑来，抛出自己的《杂役札记》拼命往缝里塞。不料拉克申的评论文章又像砖头一般打在他的头上：季亚科夫被揭露了，原来他在劳改营时一向是只顾自己温饱，不管他人死活的。
不行，这样可不行。必须想个根本对策才好。他们这才认真地开始搭脚手架。
为此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就暂时靠报刊上的文章勉强招架着，蝙蝠们继续不断地扑扇着翅膀。一旦搭好了脚手架。装好了吊车。砌补裂缝的工作就全面铺开了：一九六四年七月发表了季亚科夫的小说《遭遇》和阿尔丹…谢苗诺夫的《断崖上的浮雕》，九月又发表了《科雷马纪实》。周年，在马加丹州还出版了维亚特金的小说《两次诞生的人》。
这就行了。裂缝算是堵塞住了。并且在堵塞处的正面画上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图画：棕桐树，海枣树，躺在海滨穿着游泳衣的岛上居民。这是古拉格群岛吗？倒也有点像群岛。那么，是不是被人偷换了？是的，是被偷换了……
对于所有这些书，我在前面谈到那些正统派分子时（第三部，第十一章）已经提到了。而如果我与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止于对文学作品的评价，那我就根本没有必要再评论这些东西。可是，既然他们编造的谎言涉及古拉格群岛，那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他们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伪装布景，尽管花费很大力气读完本书的读者很可能自己也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
他们的第一项，也是主要的一项谎言是：在他们的古拉格群岛上没有关押苦苦进平民，没有我们的苦苦通通的伊万们。不管这些作者是单独地还是共同想出了这一点，但他们的谎言十分一致，即把群岛上的囚犯分为两大类：1）诚实的共产党员（其中又把“热情的非党共产主义者”单独分开）；2）白匪一弗拉索夫分子…伪警察一班杰拉分子（大杂烩）。
但是，实际上，上述各种人加在一起至多不过占劳改营囚犯总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却在他们笔下不见了，失踪了。而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则是普通的农民、知识分子和工人，是整个犯了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人及其他无数不幸的所谓“扰乱社会治安犯”（即偷了一团线或用衣襟包了一些麦德回家的人）们。这些人之所以在作家们笔下“失踪”，是因为这些作家抱着一片赤诚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