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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不仅自己完蛋了，他还给自己的忠诚的机关留下了一个“贝利亚分子”的恶名。从前，任何犯人，任何自由人都不敢对内务部任何军官的纯洁性表示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否则就有生命危险。而现在，只要给其中的某个坏蛋扣上一顶“贝利亚分子”的帽子，此人就不能再受到什么保护了！一九五三年六月，在列奇劳改营（沃尔库塔）有两件事情巧合了：正在群众由于贝利亚的倒台而情绪激昂的时候，从卡拉干达和泰谢特押来几批骚乱分子（大部分是西部乌克兰人）。在此之前沃尔库塔的囚犯们还是奴隶般驯顺的，所以当他们看到新来的犯人个个是那么不肯妥协和敢于斗争，心里感到惊奇。
就这样，我们曾经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走过来的道路在沃尔库塔只一个月就走过了。七月二十二日，水泥厂、二号热电站建设工地、第七号矿井、第二十九号矿井、第六号矿井全部罢工了。这些单位彼此遥遥相望，工作停止。煤矿的卷扬机的大轮子停止转动的情况互相能够看见。他们没有重犯埃克巴斯图兹营的错误：没有宣布绝食。看守人员立即全部逃出了营区，但是，“首长，还得给饭吃呀”l当局不得不每天把粮食运到囚犯的生活区，从大门里塞进去。（我想，这些家伙是由于贝利亚完蛋才变得这么好说话的，否则早就采取“断绝粮草”的战术了。）罢工的营区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建立了“革命秩序”。伙房的炊事员立即停止偷窃，因而在口粮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伙食明显地改善了。第七号矿井挂出一面红旗，第二十九号矿井朝着附近的铁路方向挂出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大照片。是啊，他们有什么别的可挂呢？……要求什么呢？……要求拿掉身上的号码，取消窗上的铁栅栏和门上的锁（可是他们并没有自己撕下号码，没有自己拆掉栅栏）。他们还要求允许通信，会见亲友，重新审查案件。
一只是第一天有人对罢工者进行过劝说。然后，整整一星期谁也没有来。但是，了望塔上架起了机枪，各罢工营区都被警卫部队团团围住。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日子必定有不少官员在去莫斯科的路上来回奔走：在新情况下怎样作才正确？这可不容易判断。一星期以后，马斯连尼科夫将军、列奇特种劳改营长官杰列维扬科将军、总检察长鲁坚科等带着大批随从（近四十人）来巡视各个营区了。这群显赫人物把囚犯全部召集到劳改营操场上开会。囚犯席地而坐，将军们站着讲话，责备囚犯们不该怠工，“不象话！”同时也立即说明囚犯的“某些要求是有道理的。”（“身上的号码可以摘掉！”窗上的铁栅栏？——“已经下令拆除！”了。）但是，应该立即复工：“国家需要煤！”这时，第七号矿井的囚犯队伍里不知是谁从后面喊了一声：“可我们需要自由！滚你的……！”只见囚犯们从地上站起来，纷纷离去了。最后操场上只留下将军那批人。
人们马上撕下了身上的号码，开始拆卸窗上的铁栅栏。但是，队伍已经开始分裂，士气有所低落，有人在想：是不是该适可而止？反正争取不再到更多的东西。这样，夜班已经有一部分人出工，第二天早晨全都出工了。矿井的机器又转动起来。大家互相一看：人家已复工，咱们也复工吧，所有工地全开始了工作。
只有第二十九号矿井位于山后，从那里看不见别的工地。军官们对他们宣布：别处都已复工了。可是这里的人不相信，也不出工。其实，只要把他们几个代表带去其他工地看看，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但这样对待囚犯未免过分客气，有伤体面吧？！而且将军们正渴望着流血呢，他们认为：不流血就算不得什么胜利，不流血不足以教训这些畜生！
八月一日，十一辆满载士兵的大卡车来到第二十九号矿井。囚犯们被召集到大门前的空场上，大批士兵排成密集队形集结在门外。“上工去！不然我们就要采取无情手段！”
并没有说明无情手段是什么。看看这些冲锋枪吧！沉默。一片寂静。人群中有些分子开始走动了。为什么要死呢？尤其是那些刑期不长的人们……那些刑期只剩下一年半载的人开始往前走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却更坚决地抢到他们前面去，站在第一排挽起手来，面对着工贼们形成了一条封锁线。群众犹疑不决。一名军官企图冲破这条封锁线，人们用铁条打他。杰列维扬科将军往旁边倒退几步，下了命令：“开枪！”朝人群开枪。
自动步枪三次排射，还夹杂着机枪点射。六十六人被当场击毙。（被打死的是些什么人？是站在前面的人：那些最大无畏的人总是最先倒下去。这是一条普遍规律，格言里也是这么说的。）其他囚犯四散逃跑，警卫队拿着棍棒和铁条追，边打边往营区外面赶。
从八月一日至三日连续三天在各个罢工的劳改点进行了大逮捕。不过，怎么办呢？失去了保护人的机关已经有点转动不灵了，侦查工作也无法进行。于是，只好又编成押解队把这些人押到别处去，即把这“传染病”送到别处去。群岛越来越显得狭窄了。
对于留下来的人全部实行惩戒制度。
在第二十九号矿井内，白天可以看到工棚房顶上有许多用板条钉的补丁，那是修补了士兵冲锋枪留下的弹洞：有些士兵是朝人群的头顶上射击的。那是一些不愿意当杀人凶手的无名士兵。
但是，朝着活靶子开枪的人也不少。
在赫鲁晓夫时期，有人在第二十九号矿井的牙子山附近的公墓上竖起了一个高大的十字架，像电线杆那么高。后来被人推倒了。但不久又有人把它重新竖立起来。
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矗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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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肯吉尔营四十天
不过，贝利亚之死对于特种劳改营来说也还有另一种涵义：它既使政治犯产生了希望，也迷惑了他们，使之失去了方向，减轻了苦役刑的重压感。希望萌芽了：仿佛即将发生变化。因而政治苦役犯就不再愿意为了惩罚眼线而自己去蹲劳改营监狱，也不再愿意举行罢工或骚动了。仇恨已被忘却。他们指望，不必骚乱和罢工一切也都会向好的方向变化的，只须等待一时就行了。
贝利亚之死还有另一层意义那些从来就是苏军部队中最受尊敬、最可靠的佩带蓝色肩章（但没有空军肩章上的小鸟）的人们，现在像是突然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不仅在囚犯及其亲属眼里如此（这些人倒无所谓，随他们去！），难道政府不也是这么看的吗？
正是在那不祥的一九五三年取消了（“按照景章”）发给内务部部队军官的双份工资，这就是说，他们今后也只能领取一份工资了。尽管军龄补助、极北地区工作补助和各种奖金还都依旧照领，这对他们的钱袋也是个不轻的打击，而对他们的官运前程则是更大的打击——照这样子看，今后不需要我们啦？！
正因为贝利亚完蛋了，保卫部门才感到有必要尽快地用事实证明它本身的忠诚和存在的必要性。但是怎样证明呢？
这时，那些迄今被保卫人员看成威胁的劳改营暴动便像救命星一般闪烁起来了。多发生一些暴动吧，越乱越好，那就需要采取对策，就不会对我们裁员和减薪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肯吉尔特种劳改营的押解人员几次无故向囚犯开枪。这类事件接连发生，不可能是没有预谋的，
一个开灰浆搅拌机的姑娘丽达到前沿地带附近去晾一双袜子，警卫立即开枪打死了她。
还开枪打伤一个中国人老头。（肯吉尔的囚犯谁都不记得这个中国人的名字。他几乎完全不会说俄语。大家都记得他那蹒跚的步态，他嘴里常叼着烟斗，面孔有点怪模怪样。是警卫士兵叫他到跟前去的，士兵把一包马合烟扔给他，正好扔在前沿地带的边缘上，中国老头俯身去拾烟时，士兵前他开了枪。）
还有另一次类似事件。卫兵从了望塔上扔下几发子弹，命令一个囚犯去拾起来。犯人去拾时，士兵开枪把他打死了。
后来还发生过用达姆弹朝着从选矿厂下工回营的囚犯队伍开枪的轰动事件，使十六人受重伤。（还有二十来人隐瞒了自己的轻伤，没敢去登记，怕受到处分。）
这一次因犯们没有忍气吞声，埃克巴斯图兹的历史在这里重演了：肯吉尔第三劳改点三天没有出工（但还照样吃饭），要求惩办肇事者。
派来一个委员会，答应依法惩办肇事者，囚犯这才同意出工。（其实，审判时囚犯能够去旁听并亲自确认吗？！……）
但是，一九五四年二月间木材加工厂又有一个人被枪杀了。肯吉尔营的囚犯都记得这个“福音派教徒”（好像是叫亚历山大·瑟索耶夫）。这人刑期十年，已经服完九年零九个月了。他的工作是涂焊条，在前沿地带附近的一个小屋里干活。当时他是要到小屋外面去小解，被卫兵从了望塔上开枪打死了。岗楼里立即跑下来几个卫兵，企图把死者拖到前沿地带的边上去。造成他已越出界线的样子。别的囚犯忍无可忍，抄起十字镐、铁锹等把杀人凶手们从死者身边赶开了。（在这整个过程中，行动特派员别利亚耶夫大尉骑的马一直拴在木材加工厂营区旁边。这个人左脸上有块痣，外号叫“小黑痣”，为人非常残忍、暴虐，所以，安排这一类凶杀事件非常合乎他的胃口。）
木材加工厂所在的整个营区都骚动起来了。囚犯们打算用肩膀把死者抬回劳改点去。劳改营的军官不允许抬。“为什么打死他？”——囚犯们高声质问军官。但是，统治者的答案是现成的：“怨死者自己，是他首先朝了望塔扔石子来着。”（他们大概没有来得及看看死者的登记卡片！他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