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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阿德娜·特尔科娃在回忆这同一个时期时写道：“对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管制并不严格。”宪兵军官们向受侦查人提供从最好的“多顿饭店”’买来的午餐。另一位喜欢深入钻研的民意党人评论家布尔采夫证实：‘彼得堡的监狱比欧洲的监狱要人道得多”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曾起草号召书，号召莫斯科的工人们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专制制度。为此他被……关在牢房里整整十五天！（他本人也觉得太少了，所以他自己加了刑；三星期。）我们来看看他当时的一段日记吧。
“单身牢房！不过，没什么，也并不十分糟糕。我铺好了床，把小板凳挪过来，摆好灯，放好香烟、梨……边读书，边吃梨，完全和在家里一样……满有意思。确实有意思。”“先生！喂，先生！”狱卒这样招呼他吃饭。他手头有许多书，还有从邻室传来的条子。
总之，安德烈耶夫承认，从居住条件和饮食方面来说，牢房的生活并不比他当年的大学生活更差。
这个时期，高尔基在特鲁别茨要塞监狱里写完了他的剧本《太阳的孩子》。
一九O五—一九O七年革命退潮以后，许多活动分子，如季亚奇科夫…塔拉索夫和安娜·拉克之流，并未坐等逮捕，纷纷出了国，——二月革命以后他们一个个英雄似地回来，主宰国内的新生活了。这样的人有好几百。
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部门以“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第四十一卷的形式出版了一套相当厚颜无耻的自我吹嘘，题为“苏联及十月革命的活动家们——自传和传记”。随便把其中哪一篇拿来一读，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你都会感到惊奇：他们既然进行革命工作．怎么竟然会逍遥法外？特别奇怪的是他们在狱中的监禁条件怎么会那么好？！例如，关于克拉辛的条目里写道：“他回忆起在塔甘卡监狱里的情景总是感到满意。经过最初几次审讯之后，宪兵们就不再麻烦他了。（可这是为什么呢？——作者注）于是他把这不自由的闲暇时间全部用来顽强地做一件事：他学会了德语，读完了席勒和歌德的几乎全部原版著作，读了叔本华和康德的书，认真研究了穆勒的逻辑学、冯特的心理学……”等等。克拉辛自选的流放地是伊尔库茨克，即西伯利亚的首府，西伯利亚文化最发达的城市。
拉迪克在一九o六年被投入华沙监狱，“他被关了半年，日子过得非常好。他学习俄语，阅读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的著作。在狱里写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而当他（在狱中）收到一期刊有自己文章的考茨基主办的杂志时，感到十分自豪。”
或者，举个相反的例子吧。关于谢马什科的一条里有这样的话：“监禁（在莫斯科，7八九五年）是非常令人痛苦的”：蹲了三个月监狱之后，他被判流放三年，流放到……自己的故乡叶列茨去！
是那些在监狱里骨头变软了的人们，诸如帕尔武斯之流的政客，为了向沙皇专制报复，才会以那种充满感伤主义美丽辞藻的夸张的回忆录描写沙俄的监狱，在西方制造了所谓“恐怖的俄国巴士的狱”的美名。
从数以千计的小人物的单独传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
例如，我手头就有一部百科全书，不过，它不很合适：是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比较陈旧（一九三二年版），里面还“包含着错误。’现在，趁着这些“错误”还没有被清除掉的时候，我姑且取一个“K”字母为例，举几个以“K”字母起头的人名看一看吧。
卡尔片科·卡雷。他是伊丽莎白格勒市的市警察局（！）的秘书，可他却向革命者提供护照！（把这句话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护照科的工作人员替非法组织弄护照。）为此他……被处绞刑了吗？没有。他被判流放……五（！）年，流放到……他自己的田庄去了！也就是说等于到别墅去了。后来他成了作家。
基里洛夫·B·T。他参加过黑海舰队水兵的革命运动。枪毙了吗？判了他终身苦役吗？没有。他被判流放到乌斯特…塞索尔斯克三年。他后来也成了作家。
卡萨特金·H·M。他在监狱里服刑，同时在写短篇小说，而且报纸上居然发表这些小说！（我们这里连刑满释放者写的东西也一概不予发表。）
卡尔波夫·叶夫季希曾经被流放两次（！）。后来却还是委以重任，让他领导亚历山大皇家剧院和苏沃林剧院。（如果在我们这里，第一，不允许他在首都落户；第二，恐怕特别处连个在剧院提示台词的角色也不会让他当吧。）
克日扎诺夫斯基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最高潮中，从流放地回来（他仍然是秘密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立即毫无阻碍地展开了他作为工程师的业务活动。（在我国，如果他能在农机站当个钳工就算走运了！）
虽然《文学百科全书》没有把克雷连科作为一个条目收进去，但既然说到用“区”字母起头的名字，提一提克雷连科总是公正的吧。他曾经热情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先后三次“幸运地逃脱了逮捕”，而其余的六次逮捕总共坐了十四个月的牢。一九0七年（又是一个反动年头！）他被控在军队中从事煽动并参加军事组织，结果被军区（！）法庭……宣告无罪释放了！一九一五年克雷连科被控“逃避服军役”（当时正在进行战争，而且他是军官呀），可是他这个未来的军事统帅（和想“谋杀”另一位军事统帅的凶手）受到的惩处是……把他派往前线部队（可绝非惩戒营！）去了！（沙皇政府指望这样既可以战胜德国人，又可以扑灭革命……）就这样，在他那未被剪断的检察官羽翼的保护下，在多次审判中许多应该被判脑后吃一颗子弹的人竟然能够苟活了十五年之久。
在同一个“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库塔伊斯的省长B·A·斯塔罗谢利斯基曾经直接向革命者提供护照和武器，把警察局和政府军队的计划泄露给革命者。可是他为此只被监禁两星期就完事了。
谁有足够的想象力，就请把这个情况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吧！
就在这“反动”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刊物《思想》却可以合法地照常出版。而“反动的”《路标》论文集里也可以公然登载这样的话：“病入膏肓的独裁制度”，“专制和奴隶制的罪恶”。没有什么，这类话我们今天能说！
那可是个确实令人无法忍受的严厉的时代呀！雅尔塔市一家照像馆的修像师B·K·亚诺夫斯基画了一幅反映枪决奥恰柯夫起义水兵的画，并把它挂在照像馆的橱窗里了。（比如说，就像现在把描绘新切尔卡斯克镇压行动的图画展览在莫斯科铁匠桥大街一样。）对于这件事，雅尔塔市市长怎么办了呢？因为沙皇的庄园——里瓦基亚近在咫尺，所以他对此事的处理也特别残酷：首先，他冲着亚诺夫斯基大发雷霆，喊叫了一通；其次，他烧毁了……烧毁了亚诺夫斯基的照像馆吗？不是的，也没有烧毁那张描绘枪决事件的原画，而是烧毁了那张画的复制品。（人们会说：亚诺夫斯基真机灵！可我们还应该指出：市长也并没有命令当场砸碎照像馆的橱窗呀！）最后，亚诺夫斯基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虽然允许他继续住在雅尔塔，但在皇族成员路经此地时禁止他到大街上来。
民粹派评论家布尔采夫侨居国外时，甚至曾在一家侨民办的杂志上诋毁过沙皇的私生活。可是当他回到祖国俄罗斯（一九一四年，那正是爱国主义高潮时期）以后，他被沙皇枪毙了吗？没有。只不过蹲了不到一年的监狱，而且狱中还对他优待：他可以得到书看并从事写作。
阿布拉姆·戈茨在那次战争期间则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并且在那里领导着一份齐美尔瓦尔德派即反战派的报纸。
既然让斧头任意欲，斧头就会砍到自己人身上。
“工人反对派”领袖，世代的金属工业工人什利亚曾尼科夫一九二九年第一次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时，可就“没有与工人来往的权利”了，甚至没权利担任他想干的工人的职务。
大闹第二届国家杜马（辱骂俄国军队）的孟什维克祖拉博夫都没被赶出会场。然而他的儿子从一九二七年以后就没有走出过苏联的劳改营。这就是两个时代的比较。
当图哈切夫斯基将军像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镇压”的时候，当局不仅摧毁了他又己的家庭，把他全家人都关进监狱（更不必说他女儿被大学开除了），而且还逮捕了他的两个兄弟和弟媳，逮捕了他的四个姐妹和姐夫、妹夫，还把他的甥男侄女统统赶到保育院去，强迫他们改了姓，有的改姓托马舍维奇，有的改姓罗斯托夫，等等。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在哈萨克斯坦集中营里被枪杀，他的老母亲在阿斯特拉罕沿街乞讨，倒毙街头。另外几百名被处死的知名人士的亲属也都遭到相同的命运。这才叫做迫害呢！
沙皇时代的迫害（其实是“非迫害”）的主要特点，大概就是革命者的亲属丝毫没有受到牵连。娜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基的妻子）一九O七年还能够自由地回到俄国来，当时托洛茨基已是被判刑的罪犯了。乌里扬诺夫（列宁）一家的任何一个成员（他们在不同时期几乎全都被捕过）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到出国护照。当列宁因号召武装起义而被“通缉”时，列宁的姐姐安娜还能够合法地按期给列宁往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