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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队，而且应当是保护各城市中革命的胜利（所谓‘革命的治安’）之民警
署，直隶于市政府的。
这当然是常备的组织。春夏之交，反革命武装暴乱频发，武汉政局动
荡，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严重危险的关头。瞿秋白5 月20 日写了《论中国革
命之三大问题》一文，对于革命武装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系问题，作了十
分精辟的阐述：
我们对于过去所谓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现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谓领导
权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外的，
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
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应使军队中的指挥成份继续由真正忠于
革命的成份来代替和补充，使军队本身直接关顾劳动群众的利益。
总之，无产阶级要以自己做主干，集合农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国主义
的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这一革
命中心的元核——领导者。
无产阶级还应当懂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实现
的。中国无产阶级要在党领导之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需要
共产党之领导，所以实际上领导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
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最后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
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
如此之孟塞维克病的共产党，第二半国际早已因同病而死了，第二国际因为
中国革命反对其主人，虽同主义而不敢要，第四国际也许因为我们得苏联之
助而反对。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罢！
瞿秋白对彭述之主义，即陈独秀主义的批判，尖锐泼辣，旗帜鲜明，
而又有说服力，有力地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保卫了中国的
大革命运动。
瞿秋白的主张，得到了不少同志的赞同。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同志也都有力地揭露和批评了陈独秀的
右倾错误。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一般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否定了“向
西北去”的错误主张，通过了一些与陈独秀右倾主张相对立的决议案，但是
很不彻底，因此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陈独秀本人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
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党内的权威的影响，似乎仍然起着
一定的作用。当然，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陈独秀本人的权威，因为还有比
他更大更有势派的权威。一年之后，瞿秋白把这个问题，公开地揭示出来了。
他说：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五次大会中正式声明：“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
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于是五次大会“只落个模模糊
糊的一种概念：以前仿佛也并没有什么机会主义存在，以后也仿佛并不是需
要党内思想上政策上新的改变”。五大空气是“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合作到
底的万岁。”①。。 ①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1928 年4 月12 日）。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都无法彻底解决党的领导人
的错误，那么，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势必越走越远，终于断送了轰轰烈烈
的大革命运动。
十转折关头
退让，还是进攻？
1927 年5 月9 日结束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二十九人
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瞿秋白、杨之华都当选。中央政治局由七人组成：陈独
秀、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谭平山。6 月3 日，瞿秋
白补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他四人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
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部，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中央农民委员会委员。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
这个形式来保证的。凡两党间的重大关系问题，都经两党联席会议协商决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都是两党的领袖人物，国民党方面经常出席者有汪
精卫、唐生智等。
6 月9 日，中共中央常委决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团会议由瞿秋白出
席。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人员有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等。
6 月14 日，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时，决定谭平山、李立三
也要参加会议；两党谈判，中共方面出席者为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
和森、张国焘、李立三、张太雷等。至6 月30 行，中央常委又讨论了国共
两党联席会议问题，决定每周举行两次的两党联席会议，一次由陈独秀、瞿
秋白、张国焘出席，一次只有瞿秋白、张国焘出席，陈独秀不出席。大约在
7 月初，两党联席会议停止召开。
中共五大决议中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同时又有保障小资产阶级利
益，不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土地的规定。既要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又要
进行土地革命，这是颇为矛盾的政策。汪精卫利用了这种矛盾，施展其两面
派的阴谋。他表面高谈解决土地问题，实际却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
发布一系列训令，指责工农运动“过火”，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土地革命。
沈雁冰主编的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表面上为训令作解释，实际上暗
示训令不能束缚工人农民的手足。陈独秀对此不满意，他找沈雁冰说报纸办
的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还是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
和文章。
沈雁冰经常找瞿秋白谈办报中的问题，这次，又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
了他。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他沉思有顷，又说：我
们另办一张报！你不是说他们（按指国民党）常来干涉你的工作么？共产党
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
如干脆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堂堂正
正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他并且提议，新的党报由我任总编辑，另外由党中
央的负责同志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写社论。可惜这件事，秋白考虑得晚了，
不久时局迅速逆转，办党报的事终于成了泡影。”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
大革命》。《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4 期。
当时，在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运动中，除了右倾主流之外，也有
“左”的偏差。
城市工人、店员在经济斗争中对民族工商业者提出过高的要求：每年
红利分配制；强制雇用失业工人；病假工资照发；发放双薪，等等，超过了
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度。无限制的罢工、游行、集会，工人旷工，无人过问。
结果，侵犯了小店东、小业主的经济利益，造成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激增，
货物奇缺，物价飞涨。此外，工会有时随便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擅自关闭
厂店，强取什物；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甚至随意捕人。这使中间阶层感到
恐惧，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孤立反动派。
在农村革命中，在一些具体策略问题上也有缺点。例如将游民列入革
命先锋之中，只注重其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其破坏性的一面；认为革命时
期的农村没有统一战线的问题，因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群众行动就不需要
政策约束，就可以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就不需要结成联合战线，以打击最主
要的敌人；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
出，以致“过正”到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一时传播很广，
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党的指导策略上的这些缺点，造成了农村革命中
任意指人为土豪劣绅，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
出境，等等。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使商人、中农和小手
工业者发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
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
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他们的反感和不满。
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是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
度地孤立打击对象。
城乡发生的上述“左”的偏向，往往被反革命派利用来煽动反共情绪，
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5 月13 日，驻防武汉上游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经蒋介石
策动，通电联蒋反共，率部东下。17 日占领汀泗桥，19 日进至武昌附近，
武汉大震。叶挺奉命率军与夏军激战，几天后进驻汀泗桥，解武昌之围。18
日那天，在叶部已开赴前线而又胜负未卜之时，人心惶惶。当天晚上，沈雁
冰为打听前线消息，去找瞿秋白。“那时已过后半夜了，见到秋白正与陈公
博对酌，他们也在等叶挺的消息，但陈公博是借酒浇愁，而秋白则沉着肃穆；
秋白坚信叶挺出阵必胜，但也考虑到，如果相持的日子多了，武汉不能无军
队拱卫，也考虑是否从河南前线抽调第四军回来。一直等到天亮，胜利的消
息终于来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①。。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
文学史料》，1980 年第4 期。
夏斗寅叛乱发生的第二天，5 月14 日，瞿秋白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
大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内部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危险，指出：
中国有广大的游民无产阶级群众，有好几百万的小手工业者，中国无产阶级
与这些成分及破产农民有很长期的关系，不免有受无政府主义熏染的可能。
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应该用全力巩固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实在可以这
样肯定的说：“谁获得小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