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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丝竹音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能觉而正之，跟三国时周瑜的“曲有误，周郎顾”很相似。玄宗先后建有四大梨园。骊山绣岭下的华清宫梨园不算最早，却是最盛，仅“坐部伎”弟子，就选有300人，可见规模之大。
［梨园后来成为专门表演歌舞戏曲的地方的代名词。因为是工音律、善戏剧的玄宗首创，玄宗也就成为梨园的祖师和圣人，被尊为“老郎”，受到后世梨园弟子、梨园会馆虔诚的礼拜。］
于是，本来平静无波的华清池畔，又多了鹤发红颜，身影双双。玄宗与杨贵妃朝夕相伴，比肩施乐，或乐舞于梨园教坊，或贪欢于芙蓉帐里，或醉饮于沉香亭下。种种画面都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得到了鲜活的描绘：“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他们的爱，如梦如幻。
唯一的遗憾是，这个时节没有荔枝。杨贵妃生于蜀地，爱吃蜀地的特产荔枝。荔枝多产于巴蜀和岭南，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洁白如冰雪，浆液甘甜如醴酪，味道极其鲜美。然而，荔枝采摘以后，保鲜非常困难，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外色味俱失。为取悦于杨贵妃，玄宗在每年夏天专门派人前往四川涪州运输荔枝，往往是先把即将成熟的荔枝连根一起装船运输，待计算好了成熟日期，再派专人由特设的贡道飞马进贡到长安。如此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劳民伤财，只为了将荔枝保鲜运到长安。一路上马不停蹄，越山涉水，沿途践踏农田、伤害禾稼无数，至于人僵马毙更是稀松平常的事儿。有一次，玄宗游幸骊山，正逢杨贵妃的生日，便命乐工在长生殿演奏乐曲。当时因奏的是新曲，还没有名字，正好南方派人来进献荔枝，于是便命名新曲为《荔枝香》。玄宗命乐工黄幡绰撰拍板谱，其他乐工奏乐，热闹非凡。看起来不仅是“独乐乐”，而且是“群乐乐”。只是这个群，仅仅限于玄宗身边的人。
［后来晚唐诗人杜牧经过华清宫时，慨叹昔日唐玄宗、杨贵妃淫糜误国，作了一首《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讥讽的便是这段“千里送荔枝”的往事。现广东有荔枝品种名曰“妃子笑”。］
有“解语之花”杨贵妃陪伴在身边，玄宗的日子如诗般美好，他真是恨不得自己再年轻些。然而，惊天动地的消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平卢节度使，兼范阳节度使，又兼河东节度使的安禄山谎称“奉命讨伐杨国忠”，发所部三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15万，号称20万，起于范阳（今北京西南），大张旗鼓，南下直趋两京（指长安与洛阳）。十一月十五，安禄山起兵反唐6天后，消息才传到骊山华清宫。
此时，正值华清宫梅花怒放，玄宗正与杨贵妃一起击羯鼓赏梅，杨国忠直奔进来，大叫：“安禄山反了！”竟然是一脸兴奋之色。玄宗毫不惊讶，但并非他已经预料到安禄山谋反，而是根本不信，天真地认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杨贵妃也在一旁帮腔：“陛下待禄山甚厚，几似家人父子一般，他若恃宠生骄，习成狂肆，或未可知。至如造反一事，他未必敢然。他子庆宗，尚主留京，他若造反，难道连儿子都不管么？”三个人的态度各有不同，极见微妙之处。
第二天，太原和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飞报传来，详细报告了安禄山谋反的经过。残酷的事实无情地摆在大唐天子的面前，玄宗这才恍如大梦初醒，悔不当初。这便是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说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当时大唐帝国的精兵大多为安禄山所掌握，玄宗想到极为严重可怕的后果，不免惊慌失措，急召宰相杨国忠等人商议对策。杨国忠却无半点忧色，还很为他的“先见之明”而“洋洋有得色”，并大言说：“现在要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而已！三军将士和他左右的人都是不想反叛的，不过十天，三军将士一定会杀了安禄山前来归降朝廷。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陛下再派大军前去讨伐也不迟。依仗大义，诛除暴逆，一样可以兵不血刃而平定叛乱。”平庸的宰相并没有提到，如果不是他先前的咄咄逼人，一定要置对方于死地，安禄山也许并不会谋反。
朝廷大臣们对杨国忠和安禄山长期以来的明争暗斗心了如镜，如今战火已经点燃，宰相却还在说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话，不禁都相顾骇然。而玄宗却还没有完全醒悟，竟然相信了杨国忠的大话。
皇帝确实已经老了，不仅在岁月的侵蚀下苍老了，还在酒色的浸泡中变得昏聩不堪。那个曾经器宇轩昂、处事果敢的天子到哪里去了？
就在一年前（754年），玄宗最亲信的宦官高力士曾严肃地提醒皇帝说：“边将拥兵，祸发恐不可收拾。”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唐朝户口达到了自建国以来的最高数字：户八百九十一万，丁口达五千二百九十一万。由于有相当多的逃户不在簿籍，所以政府统计的户口数比实际户口要低。据杜佑估计，天宝年间全国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百万至一千四百万，按一户5口计算，唐朝全国约有六千万至七千万人口。玄宗依旧陶醉在开元盛世的辉煌成就下，根本就没留意高力士的话。
同样就在一年多前，宰相杨国忠开始极力向玄宗进言，说安禄山将要谋反，但杨国忠是在没有任何证据、完全出于私心的情况下这样说的。前任宰相李林甫阴狠毒辣、老谋深算，每次会见安禄山，必定先派人打探安禄山的虚实，揣摩安的意图，所以，安禄山一见李林甫又是敬畏又是佩服。而杨国忠性情浮躁，才能平庸，完全是靠堂妹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才能爬到宰相的位子，安禄山十分看不起他。有一次安禄山入朝时，杨国忠与杨贵妃姊妹都出外远迎，视其若贵宾。当时杨国忠任御史中丞，正开始承恩用事，便有意讨好安禄山，希望结为自己强大的外援。他见安禄山身体肥大，行动不便，每逢上下朝登殿阶时，都赶去亲自搀扶。但安禄山对庸碌无为的宰相杨国忠的态度却是“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根本就不屑一顾，弄得杨国忠非常难堪，当众下不了台，“由是有隙”。
杨国忠为人心胸狭隘，自然要伺机报复，于是，他与安禄山长期互相倾轧，在玄宗面前争宠，都想压倒对方，好抬高自己的地位。当时安禄山已经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重兵，长年在边关，权重一方，实在没有比“谋反”更好的罪名了。杨国忠还极力奏请玄宗召安禄山入朝，这样可以寻找机会置其于死地。在宰相杨国忠之前，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已经上书密告安禄山谋反。玄宗并不相信，因为觉得对安禄山恩遇甚厚，宠爱过于他人，认为他不会背叛自己。此时，与杨国忠一向不和的太子李亨似乎也发现了安禄山的不臣之迹，上奏说安禄山欲反。玄宗仍然不大相信。不过，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玄宗心中开始不那么踏实了：安禄山毕竟是三镇节度使，手握19万精兵，占当时边兵的将近一半，占大唐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哪怕有一点意外，都将会酿成大祸。所以，这次玄宗总算听进了杨国忠的建议，试召安禄山入朝，以观其变。
天宝十三年（754年）正月初三，安禄山入朝，在玄宗的行在觐见，此举大出所有人的意料。后人认为这是安禄山极为高明的一招，他认为玄宗不会怀疑他，于是应召驾车来见，这样，玄宗就会更加相信安禄山的忠心，不再相信杨国忠的话。
安禄山一见到玄宗，就痛哭流涕说：“臣本是个胡人，目不识丁，承蒙陛下不弃，格外宠爱信任，所以就引起了杨国忠的嫉妒。杨国忠忌恨我，定置臣于死地。”玄宗见状颇为怜悯，立即大加抚慰：“有朕亲自给你作主，你不必担心。”并立即给安禄山加官尚书左仆射，赐实封通前一千户，又封其一子为三品官，另一子为五品官，奴婢十房，住宅各一所（事见《安禄山事迹》）。
安禄山见玄宗对自己的恩宠依然如故，趁机上奏说部下讨伐奚、契丹等建立了功勋，请“不拘常格，超资加赏”。玄宗制书：“可。”安禄山部将因此被超资破格任用为将军的有500余人，为中郎将的有3000余人。这些将军的任命书都是书写好后交给了安禄山，由安禄山授予，为他极大地笼络了军心。
玄宗还打算给安禄山任命新官职，本想让他当同平章事（宰相），并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起草制书。杨国忠闻讯立即进谏说：“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识丁，怎么可以为宰相呢！制书如下，恐四夷有轻我大唐之心。”玄宗一想有理，这才取消了这一任命。
［唐初制度，诏敕制书都由中书省和门下省有文才者草写。乾封（666年~668年）以后，召文士元万顷，范履冰等草之。因为这些文士经常在北门候进止，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唐中宗在位时，著名才女上官婉儿专门负责草写诏敕制书。唐玄宗即位后，设置翰林院，在禁中延引文章之士，下至僧人、道士，及书、画、琴、棋、数术之士皆置之翰林院，被称为“翰林待诏”。刑部尚书张均及弟张垍当时皆供奉于翰林院。］
安禄山逗留在京城两月，玄宗恩宠无比，杨国忠始终找不到机会下手。安禄山将回范阳的时候，玄宗在望春亭为他饯行，亲自斟酒三杯，赐给安禄山。安禄山每饮一杯，必举杯环视四周，然后痛饮，以示荣宠，饮罢三杯，就叩头谢恩。玄宗此时还对安禄山有极高的期望，说：“西北二虏，都委托你镇驭啦！你，休负朕望！”安禄山得意地说：“臣蒙皇上厚恩，怎敢怠慢！只要有我安禄山一日，外敌就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