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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年寒窗之苦，考取进士很有希望。常威回乡后，经过了解，发现常万达的品德与学业皆
非庸俗之辈，处处高人一着，如果搞商业同样一定会有所成，就执意让常万达弃儒而继承父
志，走商贾道路。结果，常万达和常万已一样，均不负父望，弟兄二人很快都成了晋商中的
佼佼者。
时至今日，山西人仍有“弃儒从商”励志为贾的典范，姚增起就是其中的一个。几年间，
这个山西人将一个小小的软件企业折腾成中国最大的软件批发商——北京正普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或许家乡人不一定知道他现在掌管着一家知名的软件公司，但一提起姚增起，许多人
还记得当年曾经为全乡学生做学习辅导报告，后来跳级上大学、读硕士、攻博士，一路飞奔
的那个聪明的学生。这个聪明的学生再次演绎了当年晋商“子弟优秀者学商”的风气。
1978年，15岁的姚增起跳级考上中国科技大学，进了无线电系自动控制专业。本科毕业
后姚增起就顺理成章地考上了中科院自动化所的硕士以及博士。到1988年他25岁获得博士
学位的时候，他才发现对自己所从事的控制系统研究并不是真的感兴趣。对于自己，一向能
领先争第一的姚增起第一次感到深深的迷茫和困惑——我应该干什么呢？
在那段困惑的日子里，他看什么都很模糊。许多同学都出国了，但自己就是没兴趣；专
业研究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但就是提不起精神；要说搞个公司吧，又不知从何处下手。一
个偶然的机会，姚增起买了个“好易通”之类的东西，觉得还挺好用，可就是价钱太贵了。
能不能开发一种便宜的专门针对学生市场的呢？他顿时来了精神，觉得创业的机会到了，赶紧
出去进行市场调研。可一调研才知道，当时自己根本做不起——这样的产品光开一个模就要
15万元。算了吧。
想想做软件应该成本低一些，于是姚增起将目光移向了辞典软件，准备创办公司，要与
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于是一向发怵与工商税务等部门打交道的姚增起也开始研究如何进行
企业运作。就这样北京正普电子技术公司于1993年8月诞生了。
公司开张后，姚增起便开始琢磨各种各样的软件。由于与自动化学报很熟，他先替编辑
部编了一套管理软件，边用边修改，最后形成产品。令他意外的是，这种管理软件最后居然
以每套880元的价格卖出去了100多套。随后，他自己开发了信封打印软件，又卖出去了几
百套，接着又琢磨信函广告软件，同时还卖过游戏手柄、股票卡？？小小的公司总算滚动起
来了，但姚增起的心中依然没有燃起期待已久的激情。
如果姚增起只是满足于每年二三十万的获利，那肯定就没有今天的姚增起和如此规模的
正普公司。当时市场上普通软件价格约五六百元一套，而游戏软件光盘猛降到60多元的水平，
这让姚增起看到了机会——软件将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入家庭，软件市场上原有流通销售渠
道肯定会出现巨大的空缺。于是正普公司开始在媒体上打出广告开展软件邮购业务，由于软
件的巨大市场需求，很快姚增起发现正普做邮购还只是“小儿科”，干脆转向做批发吧。
1996年起姚增起率领正普公司大规模介入软件市场，从软件销售渠道的建立着手，设立
正普软件销售组织。经过5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全国6大软件批发中心架构，及遍布全
国的3000余家代理商的销售网络，所拥有的代理商总数居同行首位。目前正普公司在中国软
件销售市场的份额超过15％。随着INTERNET在技术及应用上不断成熟，正普公司又及时启
动了自己的网络战略，开发出自有品牌2688系列商务软件。
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灵感，姚增起终于找到了运筹帷幄的感觉，也在多次的往复震荡
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好男儿志在商界。他发现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而他
所擅长的正是此项。
做官入阁不如为商入市
隋唐以后，科举制度为士人厘定了一条由学而仕的终南捷径。相对于这条经千年积淀并
被大多数读书人视为圭臬的光明大道，山西人却选择了弃儒离农从商的人生道路，实为另类。
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与义在给朝廷的一个奏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山右积习重利之
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以故士风卑靡。”山右就是山西，刘与义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对当时三晋的人才观所作的精辟
分析：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到衙门做事，三流人才方读书应试。雍正皇上就在这个奏片
上留下御批，为山西的社会地位重新排了顺序，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
如此重利轻名之念形成于大一统的明清，此时的山西政治气候冷漠沉寂，而与此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商贸异常活跃繁荣，人才济济，群贤毕至。尤其是清代道光年间平遥人雷履泰
天才般地创立票号以后，晋商在全国呼风唤雨，汇通天下。以至后世俊秀，争相攀效，多入
商界发展，三晋由此成为海内最富。
晋地大儒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慨叹：“近十年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
甚重，才华香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至有既游庠序，竟弃儒道而
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
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
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由此可以看出，晋地重商的风习既浓厚又普遍，“是以应
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令这位大儒扼腕痛惜。
明代山西商人王文显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
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经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由于这种观念上的独特
与前瞻，山西人在行动上就显得坦荡而自信。
比如山西介休侯氏的侯培余，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精明练达，颇有才华，
弃儒就商，开始创造了侯氏的辉煌。侯培余开设带有“蔚”字的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商
号。道光初年，侯培余又适应市场变化，把蔚字号均改为票号，又经过其子侯荫昌的大力经
营，业务飞速发展，使蔚字号成为国内著名的票号。
生意兴旺的同时，侯培余在旧堡东门路北和新堡又修建了三处宅院，个个巍峨华丽，前
庭后院，过厅书房，富丽堂皇。新堡新院过厅有一副对联：“读书好经商亦好学好便好，创业
难守成亦难知难不难”。这副对联形象地道出了培余读书治家理财的才能，也反映了山西人在
两“好”之间的取舍标准。于是，一批又一批三晋才俊之士毅然决然地弃儒就商，走出了一
条新型的人生之路。无论是已入国子监就读的监生，还是已在府、州、县学考取的庠生或诸
生，皆义无反顾地弃文经商了。那些尚未入学的孩子，也把经商视为成才之路，而非读书做
官这一条途径。
山西榆次富商常氏，世世代代把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
官经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
举，赴张家口经商。常维丰极具才能，办事干练，尤精用人、通变之道，凡事一经裁酌，立
即决断，为同仁所不及。
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
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渔洋”。但他最热衷的还是经营商业。常氏一改“学
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商”，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
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
业之繁盛。
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晋商经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长达500余年商业活动中，究竟有多少山西人涉身商场，今天已无法确切地统计，但在明
清时期山西因商而富甲一方则是有史料依据的。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曾以“海内最富”四字
来指称山西，咸丰初年山西晋中地区家产逾百万者多达数十家，时人估算其额过亿两，比清
政府的国库库存量还多。
晋商“重商立业”的借鉴
昔日的山西人“以商为荣，重商立业”之道对今人来说可资借鉴。旧时商贾富豪兴盛的
经验告诉我们，重商能把经济搞活，可以兴邦富民。相反，忽视商业，本地人自己不干，势
必丢失掉本地市场，更谈不上对外开拓，结果本地的经济很难搞活。
昔日的山西人，一流人才大都经商，现代的山西人，经商观念却十分淡薄，更不能与浙
江人和广东人相比。当然，这与建国后忽视商品经济有关。过去，山西产品出省计划调拨比
重高，人们习惯于依赖计划调拨而疏于自我开拓市场，以致集市上商贸老板大都是浙江一带
南方人，商品大多是外省市产品。今古比较，思想开化，似乎远不如先人。
因此，旧时晋商“以商为荣，重商立业”之道很值得我们借鉴。不能只满足于门前设摊，
小富则安，要有胆略和气派远足千里，做大生意，干大事业。
商学互补，重商不轻学（1）
学而优则商，商而优则仕
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价值观——“学而优则贾”。当时谚语“生子
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在山西广为流传，山西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
当全国各地的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
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