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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海军竭尽他们的全部力量履行了军人的义务，直到 1945年5 月战争结束为止。这里我只想举两个例子： 由于德国海军前仆后继的英勇献身精神，在战争的最后 几个月——直到1945年5 月初停战为止，总共有两百多万伤 员、难民和士兵从波罗的海渡海运到西方而得救。
此外，1943年5 月，在主要由于短波雷达测位仪的出现 而结束了卓有成效的潜艇战之后，德国潜艇还不得不继续战 斗，因为它们把敌人方面丝毫不容低估的一部分作战力量牵 制住了，不然的话，这些力量就会直接压到德国本土上来。譬 如说，敌人满载炸弹的飞机将会直接飞到德国，使可怜的德国 平民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而在潜艇战继续下去的情况下，敌 人的大批飞机就必须同往常一样地在各个海域进行侦察并投 入反潜艇的战斗。1943年5 月以后的这种潜艇战，对于德国 潜艇部队来说，是一条牺牲的道路，这是他们以英勇无畏的精 神自觉自愿行进的一条道路。 在英国政府的官方报告《大西洋战争》第5 页中这样写 道：“德国潜艇军纪严明、卓有成效地一直战斗到最后，没有丝 毫松懈，在危险面前也没有丝毫犹豫。”
丘吉尔也在他的回忆录第6 卷第474 页关于德国潜艇部 队的最后结束部分用了这样的话：“这就是德国的顽强抵抗精 神，这就是德国潜艇部队的惊人的气魄。”
德国海军军官就这样在1918年帝国海军发生哗变之后 完成了把海军教育成为一支富于友谊精神和纪律严明的强大 的武装部队。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表现是堪称模范的。
五、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担任过哪些职务？
六、这些职务对您的发展和您以后的生涯有什么影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主要担任过下列职务：
1919年7 月我从俘虏营归来之后，自1920年春至1923年3 月担任鱼雷艇指挥官。
过去，我在黑海时对俄国鱼雷艇的战术和效能的了解，以及1916—1918年间我担任潜艇驾驶员时受到英国鱼雷艇对 潜艇的攻击的亲身体验，现在，到了和平时期，都要我亲自在 战术和武器上来加以实施了。
继这段鱼雷艇上的生活之后，自1924年秋至1927年10月，我在海军总司令部担任助理。那时我成天忙于制订纪律 条令、处理武装部队的内部政治问题、参与修订军队惩处法附 则，并且还得为这些任务同国会的各个委员会和政府的其他 机构打交道。这就同我过去在前线所从事的工作完全不一样。
但是，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派我来当助理，以便在这 里能将前线的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使上述条令和相应的决 定能够真正切合前线的情况。
不用说，在海军总司令部的这项不同于我以往军人生涯的工作对于我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
此后，我在波罗的海海军司令的旗舰上担任了一年导航军官。这真是一个幸福的时期：航海、领航、战术演习。此外，我所服役的这艘军舰的全体船员都具有团结、活泼的精神。那里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年轻的水手对于自己的军舰在共同演习中所取得的成绩跟指挥官本人一样感到高兴。
此后，1928年10月，我被任命为第四鱼雷艇小舰队指挥官。这个舰队有四艘新的鱼雷艇，船员全是新配备的。接着就是历时两年的坚持不懈的训练、战术演习、火炮和鱼雷射击练习、舰队联合演习、人员的训导以及对航海和战术的指导等项工作和职务。对于我日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来说，在此以前，恐怕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我当第四鱼雷艇小舰队指挥官这一军事领导职务使我受益更多的了。
从1930年秋开始，我当了四年的海军参谋部首席参谋军官和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军参谋处处长。这就是我所担任的工作的全部情况。在此以前，我曾于1923年受过当时任教育督察的雷德尔海军少将（即后来的海军元帅和海军总司令）的海军参谋部参谋军官的训练。在威廉港与海军参谋处大约四十名军官和职员共事的这四年，确实是一段工作繁忙的时期。
1934年9 月，我当上了‘埃姆登号’巡洋舰的舰长，接着乘坐这艘军舰穿越大西洋，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驶往锡兰①和印度南部，然后经地中海返航。
① 现名斯里兰卡共和国。——译者。
把1918—1935年这段时期概括起来，就是：我所担任的职务具有很大的多方面性。我还相应地担任过许多得由我来领导的独立的职务。
不论是随同“埃姆登号”巡洋舰和作为鱼雷艇艇长，或是随同波罗的海海军司令的旗舰以及作为小舰队指挥官，我都经常驻在国外。此外，我还曾在1933年对荷属印度①和锡兰进行过一次私人的国外旅行。这种旅行是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每年例行要给予德国武装部队的一名军官的。这一年他选中了我。
①荷属印度，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译者。
七、1935年夏，海军总司令怎么会把建设德国新潜艇部队的任务委托给您的？
在由我任舰长的“埃姆登号”巡洋舰的归国途中，我们访问了西班牙的维哥，这是最后一个外国港口。1935年7 月初，我在那里接到上级通知，命令我在当年秋天率领巡洋舰再度出国到荷属印度、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去。
我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不久，在1935年7 月中旬，我率领“埃姆登号‘舰抵达威廉港。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来到我的舰上，却向我宣布免去我“埃姆登号”舰舰长的职务而派我去训练德国的新潜艇部队。为此，配备有三艘德国的首批作战潜艇的“韦迪根”潜艇小舰队将于1935年10月1 日执行勤务。
为什么会改变命令的呢？按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是严禁拥有潜艇的。1935年6 月18日，德英海军协定缔结了。
这个协定规定德国舰队的规模可以达到相等于英国各类战舰的百分之三十五，而潜艇可达到英国的百分之四十五。这样，德国的海军又重新被允许拥有潜艇。
任何国家，在规划军备时，其先决条件首先是从政治上给武装部队指明，谁可能是战争中的敌人。其次，必须为相应的武装部队装备确定在本国什么地方以及哪些范围会受到可能之敌的威胁。然后必须据此条件来装备本国的武装部队，使它在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能对付敌人的威胁。
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岛国来说，不言而喻，别说要打赢一场战争，就是要经受得住一次战争，其先决条件首先必须是获得它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就是说，必须保证必需的粮食、原料和工业产品能通过大西洋上的航线输入国内。因此，英国海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保护这条生命线，保护这条商船航道，几百年来均是如此。基于英国海军的这一保卫任务，为了这种生死攸关的输入，英国就必须首先建造用于对袭击这条生命线的敌人进行反击的这一类型的军舰，敌人的袭击可能是使用一支需要英国用优势的战舰才能对付的舰队，也可能是使用轻型的战舰进行一场商船袭击战，从而使英国海军不得不’使用巡洋舰、鱼雷艇和护卫舰来直接保护商船。
在保护生死攸关的海上航线这一首要任务方面，潜艇以其特性来说，并不是合适的战斗工具。
此外，也不存在这样一种假想的敌人，使英国只能用潜艇来进攻对方的商船航道，从而迫使英国非得建造大量的潜艇不可。
正是这样的缘故，英国的潜艇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中，其数量与其他国家相比，例如与法国相比，也是非常少的，如：1939年英国有五十九艘潜艇，而德国海军却有七十八艘。
因此，允许德国建造占英国潜艇数百分之四十五的潜艇，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是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
所以，一开始，我对更动我的职务丝毫也不感到高兴。在接到雷德尔的通知时，我有这样的感觉：我现在被降职到一个次要的岗位上去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选派去担任训练新潜艇部队的任务。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因为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潜艇驾驶员。也许由于我过去的那些经历，使人们认为我适宜于担任一种需要独立处理问题的职务，因为后来我在就任新的领导职务之后注意到，我没有从任何方面如上级舰队司令部或海军总司令部那儿得到任何关于我该训练什么和如何训练或者从哪方面来发展潜艇战术的指示。
但是，不管怎样，我对这一任命的最初失望却成了这样的例证，即人们不能预见未来，人们希望和相信将来会出现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切事情，都是无法断定的，直至它们一一成为事实为止。
1935年我还以为派我指挥小小的德国潜艇部队是把我摆在一千配角的地位。但后来世事的变化竟使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此而担任了德国海军主力部队的领导要职。
八、您对这一任务在战略、战术和训练方面有什么见解？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点个人的事。
1935年春，我率领“埃姆登号”巡洋舰在锡兰特林科马利英国军港停泊了十四天左右，在那里，我们的军舰进行了鱼雷和火炮的射击演习。在这段时间内，我与英国海军司令、总督罗斯海军中将之间的私人关系得到了发展。在我们停泊港口的日子里，我每天到他和他尊贵的夫人那里去作客，我很喜欢他那刚毅而敏锐的气质。比如，这位海军司令在谈起英国对新加坡的政治前途的忧虑时，总是反复地对我说：“我们需要一个希特勒！”当时希特勒的魔鬼性格的阴暗面还没有为事实所揭穿，世界上大部分人就是这样判断这个人的。
有一天，我给罗斯司令看一封信，那是我的两个儿子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