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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认为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界领袖也不会相信资本主义能够用这种办法拯救自己。他们可能纵容或者甚至鼓励一个反对机器、赞成小作坊、反对工厂的群众运动。因为他们极其需要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支持他们，因而不得不为取得这种支持付出代价。但是大企业十分明白机器对自己是十分必要的。反对机器的议论将比实际反对机器的行为多得多。不论人们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反对科学和机器，所产生的气氛肯定不仅对科学极其有害，而且对一切从事客观的学术活动的尝试也是极其有害的。中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所抱的希望肯定要破灭。他们有朝一日会发现自己上了当。他们认为自己得到的是某种新东西，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可是实际上他们得到的是资本主义。因为在今天的两个法西斯主义国家中，法西斯主义肯定也就是资本主义。当我第一次写这句话的时候，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只有两个。现在我已数不清了。在法西斯主义施放的帮助小业主的烟幕下，小业主却明显地、特别迅速地消灭了。这是很希奇的但也是意义深长的。在法西斯国家，一如在其他地方，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力量造成的。意大利1932年的巨大破产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法西斯主义真的能够拯救小企业。……我相信只有两条路可走，我们目前似乎正开始走的路是通向法西斯主义的路：随之而来的是限制生产、降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以及放弃在科学上谋求进步。我相信唯一的另一条道路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将需要一切能够得到的科学知识，以便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财富。科学家们也许不久就得决定自己要站在哪一方。”（第139—144页）
这种态度不仅限于口头，著名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梅里曼已经在西班牙为保卫民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切国家的科学家们和医务人员们也正在其专业范围内尽力帮助西班牙。
备战 最后一个因素是日益加紧的备战活动，使科学家们日益认识到需要有一个社会目标。1932年科学研究的极其萧条的状态和它目前的相对繁荣的局面之间的差异不能不显示出，这种繁荣局面同加速备战有关。科学家们愈来愈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这种备战活动，有的为钢铁及化学工业等主要与生产军火有关的工业出力，有的在政府国防部门工作。吸收科学家参加正在英国加速进行的防空工作，就是这方面的显著的例子。尤其是正在吸收化学家和医师在地方防务计划中担负重要职务。随着在大学里建立技术军官后备队，征召科学人员的第一阶段已经到来了。
科学家再也不能置身局外了；他得作出决定，自己究竟是不是参加这种计划，如果参加的话应按照什么条件参加？在这里，许多人又是倾向于走阻力最小的路线，接受政府公告并且自愿提供帮助。不过有少数态度坚决的人已经采取了彻底的和平主义的态度，拒绝参予备战。他们的人数要比上一次大战中多得多。其余的人还没有拿定主意，但倾向于对政治和自己政府的技术准备工作的性质持批判态度。认为战争肯定是对科学的滥用的感觉无疑很强烈而且日益增长；不过对于怎样防止战争以及科学家在这一任务中应当起什么作用，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在这一点，国际和平运动科学委员会的活动说明科学家们都愿意以自己的身份同更广泛的群众和平运动联系在一起。
社会觉悟这些影响的总的效果是使一切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并使他们之中不少人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和生计同政治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他们迄今认为这些因素是完全与科学无关的。许多而且人数愈来愈多的科学家们认识到，科学工作并不终止于实验室；科学家应该首先关注自己和同僚的工作条件并且最终还要关心使科学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状态。认为任何科学家在目前只要能进行工作就可以完全心满意足了，那仅是一种极其眼光短浅的看法。即使他不想看到自己的工作发展下去并用于有益的目的，他至少也应该明白，依照科学传统把工作继续下去或者传下去的可能性有赖于科学传统的继续存在，因而也就是有赖于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有赖于法西斯主义或是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倒退。有些人可能感到，在目前，保存社会的需要甚至超过科学新发现的需要。不过，大多数人则认为，只要实验室还没有被炸毁或者被关闭，只要工作人员还没有被征召入伍或者被投入狱，科学工作就一直是、而且必须是他们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可是，这并不等于说，对更重大的社会问题作出贡献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由科学家来统治？ 在科学发展问题及科学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争论的问题仅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社会斗争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由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科学家，这就需要他们发挥比到现在为止都大得多、而且性质也大不相同的作用。从柏拉图直到H。G。韦尔斯为止，人们所提出的最常见和最娓娓动听的解决办法都是一种理想的办法，即把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一般来说置于哲学家或者科学家手中。不幸这个主张有两个严重缺陷：第一，没有谁能想出把权力转到他们手中的办法；第二，大多数现有科学家显然完全不宜于行使这种权力。由于民主国家不愿意挑选至少在本人看来极其适于担任社会管理工作的人，提出这类方案的人大多数都转而鼓吹极权主义的、在现代语言中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解决办法。可是，在法西斯国家里，科学家却恰恰只不过是被当作备战和宣传工具加以利用而已。虽然我们可以把科学家掌权的前景看作是一种幻想而置诸不理，科学家在形成和发展今后的社会组织中，肯定将起很大的而且关系重大的作用。
科学家的组织
头一个和最急迫的问题是找到一种办法，使科学家能马上采取行动，作出最有效的贡献，来保障科学不受威胁着科学的力量的损害。作为一个个人，他的作用无殊于任何一个其他公民；科学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使人感觉到科学对社会的重要性。不过单单联合还是不够的。科学在技术上的重要性虽然极大，并不足以使哪怕是联合起来的科学家们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只要他们是孤立无援的。科学家们要想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就只有通过自己的组织，同抱有促进社会进步的同一目标的其他集团联合起来。
在科学家中间发展协会有悠久的历史。在不同时期中，这些协会具有不同的性质。早期的协会，诸如十七世纪的皇家学会以及十八世纪后期的月社，有双重宗旨：把先前分散孤立的科学家集合起来以便在科学研究中相互帮助；并且使不论是政治或者商业势力都感到科学的实际重要性。此后，这些职能被分割开来了。第一个职能仍然是无数学会的raisond’être（存在的理由），第二个职能则变成了英国或者美国促进科学协会之类的半群众团体的职能了。在这些组织之外还有化学和物理协会之类具有专业性质的第三种类型的协会。
这种协会类似已经在律师及医师之中设立的组织。
对于社会责任的认识 直到最近为止，这些组织没有一个关心科学的社会影响。不过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英国促进科学协会布莱克普尔会议已经在1936年把“科学和社会福利”当作它的课题。里奇·考尔德先生已经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性科学家联盟来保卫和平及学术自由、并最有效地把科学用于为人类造福。这个建议并没有立刻得到响应，不过它在第二年却在美国得到了重要的支持。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委员会在1937年的会议中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鉴于科学和科学的应用不仅在改变着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环境，而且在大大增加他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复杂性；而且鉴于科学是完全不受国境线、种族和宗教信仰的限制的，而且只有在有和平和学术自由的地方才能够长期繁荣起来：所以现在本委员会于1937年12月31日决定：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应把研究科学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当作它的一个目标：而且该协会应邀请它的原型英国促进科学协会以及全世界抱有类似目标的一切其他科学组织，不仅在促进科学事业的利益方面，而且在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和学术自由方面进行合作，以使科学能继续发展而且能向人类普遍提供更丰硕的好处。”
在另一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阿姆斯特丹科学院的倡议下，科学联合会国际委员会在1937年举行的会议中决定成立关于科学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国际委员会（C。S。S。R。）。
它本质上是皇家学会和其他科学研究院主持下的调查事实真相的机构。人们感到，如果不能在科学家中间引起更大的兴趣，这项工作将进展不快，因而人们又在《自然》杂志上提出建立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学会。这个建议受到了许多有代表性的英国科学家的支持。结果并没有成立一个独立组织，而是在英国促进科学协会中设立了专门研究科学与社会和国际的关系的部门。这个部门于1938年在剑桥大会中明确地设立起来了。
科学工作者的协会 不过所有这些团体的活动都限于研究和讨论。它们代表了科学家之间最大限度的协议，但根本不是宣传或者执行机构。我们需要有一个由觉悟更高的科学家组成的机构。它的主要职能将不是帮助科学研究，或者为科学家争取权利和地位，而是帮助科学家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工作的社会意义并且认识为了使科学永远是改造文明的主要动力有必要对其组织和地位进行改革。这类组织已经在若干国家中成立了；在英国有科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