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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学得技术。这总的说来并不是一个坏的制度。正式教一点批判方法和写论文方法的确是有 用处的。有些略为胆小和无进取精神的科研工作者惯于一种严格的训导式教育制度，当突然要他们自己作主时便会完全手足无措。不过，由于科研人员的初期训练主要在于抛掉先前所受的教育的谬见，在于学会不去相信人家原来告诉他的话、而且对原来用以说服他的一些论据表示怀疑，这就使人有点难以想象怎样用正规方式来教授这种内容了。
经济困难 青年科研工作者的主要困难与其说是在于学习方面，不如说是在于物质方面。研究工作者一级以下的教育补助金办法，虽然很不完善而且对较穷的学生有失公平，毕竟还是相当简便可行的。如果学生在规定的考试中，获得必要的优等成绩，向适当的教育当局提出申请后，就会获得一份标准的奖学金，这份奖学金还可能继续拿到毕业生参加科研工作的第一个年头前后。以后这位研究人员就要遇上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他自己所受的训练根本不能够使他适应这个问题。如果我国的大学能开办一门课程，专门讲授取得职位和津贴金的复杂方法，它一定会成为最受欢迎和最必要的一门课。实际上，对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来说，从事科研工作的头几年，在许多方面说来也就是最有成果的几年，往往由于在物质上完全没有保障而变得黯然无光。能维持三年以上的津贴金很少，许多津贴金为期仅仅一年，总之，津贴金领取者的名额要比申请者少得多，所以科研人员明白：从统计学上来看，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教师或者一个从事日常分析工作的工厂化学师的或然率，要比在大学里取得教席或者继续担任科研工作的或然率大。事实上，某些政府官员在一次巡回视察中，听到一个青年科研人员真的说他希望继续从事科研工作，都大为震惊，就象贫民院当局听说奥利弗尔·退斯特想要再吃一点粥时大吃一惊一样。
从事科研的机会 在英国一共有三种专职科研教授职位。其中一种属于医学。有51个一般科学高级研究津贴名额，每年平均金额为425镑，平均年限为二年半，还有37个医学研究津贴名额，其每年平均金额为475镑，平均年限为三年半。这就意味着，在1600名从事科研的研究生中，每年平均仅向19名科学研究生提供专职科研机会，并向750名从事医学研究的研究生中的12名提供类似的机会。初级研究津贴大多已由这些学生领取，其人数自然较此为多，不过不可能加以精确估计。1851年度展览会皇家委员会统计每年有45个这种津贴名额，每年平均金额为186镑，平均年限为2。2年。
此外，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大约提供120个平均金额为140镑的津贴名额，其中80名是每年授予的，一共凑成165个名额，亦即每年有100个空额（原文如此——译者）。这个数字当然是低的，但是即使假定它再增加一半，即150个名额，也不过占每年英国大学科学和技术毕业生3D700名中的百分之四而已。从事科研的机会无疑是不够多而且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情况终于被官方所认识，不过迄今仍未采取什么措施加以纠正。威廉·布拉格爵士于1936年以主席身份在向皇家学会所作的演说中是这样提到这一点的：在这些金钱支援的鼓舞下把自己最富于才智的年华用于科研的人的处境，特别是青年人的处境应由决定他们前途的人们加以考虑。帝国的一部分最出色的青年人是为一个特殊目的挑选出来的。他们无疑能满足这个目的。他们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一旦工作完成了，一批优秀的和最有用的类型的人就能脱身去从事其他工作。
在许多情况下，从事其他工作的令人满意的机会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不过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可能有人从一个又一个科研信托基金取得收入借以维持生活，直到他由于年龄或其他限制条件而不再具有取得帮助的资格为止。他过去的工作可能是良好的，他的能力可能和以往一样强，可是他发现自己得去另找生路。他对学术活动可能也毫无用处了，而学术活动可能对他同样地没有什么用处了。他的职业使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我听说在工业中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往往一有可能就改行从事单纯行政工作。据信此种工作更为可靠而且到头来有更好的报酬。产生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是有线索可寻的。应该使这条死胡同成为通衢大道，使这些人可以获得更适宜、更能使他们发挥最大的才能的职业。这些职业的性质是不问而知的。这就是迄今还很少让科学专家们担任的负责职位，已经有了一个令人鼓舞的开头，不过还需要一些时日，人们才能明白：一个人在一方面接触到日益增长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应该在另一方面有应用这些知识的机会。他应该在会议室里同别人平起平坐，而不应该是坐在候召室的下手。在另一方面，科学专家本身必该帮助把造成死胡同的障碍拆除掉。这就要求他所受的教育大大超出培养单纯的实验室人员所要求的水平。”青年科研工作者的实际收入也并不是真正足够的。人们最希望得到的科学和工业研究部津贴仅能餬口而已（在牛津和剑桥两校除外，那里每年发给200至250镑），每年为120镑。从中还要扣除种种款项，不过当局特别开恩准许保留教学收入的三分之一（在牛津和剑桥可以保留六分之一）。依靠这样的收入为生的科研人员无法扩大自己的涉猎范围，因而变成一个知识不广的专家，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发迹的问题 在这个领域里，象在一切其他领域中一样，自然有着由来已久的办法，其中之一便是明智地选择自己的上司，并且讨好他。最优秀的科学家并不就是最优秀的研究导师；他们有的忙于自己的工作，每年和学生见面一次，每次仅有一个小时左右；还有的则对学生极为关注，以至很容易忘记学生自己还不能全靠自己动手完成工作。青年人一旦发现年岁和真正的声誉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不致窃取他人的功劳，总是感到痛苦。也许最合乎一时需要的上司便是那些和蔼的恶棍了。他们同他们的科研工作者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细心地选择优秀的工作者，保证他们的仪器设备齐全，在他们的论文上都附上自己的大名，一旦这种做法被人发觉，一般就通过自己的数不清的社会关系设法把被保护者提升到一个好的职位上去。独立精神在科学界里并不受鼓励。当一位参加选拔委员会的著名教授征求一位青年科研人员对于共同合作进行科学研究的意见时，凡是回答他不打算成为别人的跟班的人，都得不到那个职业。经过多年后，他那确定无疑的天才和品格才开始赢得一些赏识，但是，能力远远赶不上他，可是更为恭顺的同辈却已经身居教授之职了。
不过，这些都是一切权威制度下的共同的弊病。一个对科学事业更加特别有害的弊病是：所有科研人员都必须作出研究成果，而且必须予以发表。刚刚从考试制度压力下解放出来的青年毕业生发觉自己已经以一种奴隶地位换取了另一种奴隶地位，因为他的前途不但取决于他所发表成果的质量，而且取决于他所发表的成果的数量。所有穷苦的科研人员，即大多数的科研人员，都无法利用那一段本来可以最有效地加以利用——象伟大的科学家们那样最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岁月，来学习、思考和进行表面看来漫无目标的实验。其结果，在独创性最能出成果的时候，在独创性还没有受到以后的行政和社会职责负担的影响的时候，就把独创性扼杀了。另一个结果就是使科学文献中充满大量毫无用处的论文，从而使发掘优秀论文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科研职业 这一切现象所以产生都是由于科研人员地位本身不正常，没有成为公认的体系的一部分的缘故。科研过去原是由业余爱好者或教师在业余时间进行的。人们还不习惯于把科研看做是一种独立的职业，人们也没有怎么认识到进行科学教学的能力和进行科研的能力并不总是一回事，以适当的方式承认科研是一种单独的职业，就会使情况大为改观。这样一来，也许会有少数无所事事的科研人员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在同时却能保证大多数认真的工作者全心全意地从事工作，不必再象现在那样致力于自我奋斗了。在法国现在已经承认了科研职业而且加以照顾，这个事实说明这是一个完全切实可行的目标。
现在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是现行的选拔和教育制度的产物。在如此迥然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中，他们同那些奠定现代科学基础的人们有所不同是不足为怪的。在过去，决定从事科学研究是一种个人的抉择，只有极少数人这样做而且他们在作出这种抉择时，还准备承担由于选择如此无用的职业必然要产生的严重不利后果。因此只有有钱的人和能够取得别人赞助的人才能从事科学。现在科学肯定是一种职业了，至少可以从中取得中等的生计，因此吸引了许多新来者。在科学教育体系内部进行的选拔过程，一方面注重技术效率和勤奋，另一方面注重遵奉社会习俗的一般态度。假如一个科学家想成功的话，他就象行政人员一样需要同有权势的人打交道。过份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会带来有双重恶果：使人不能专心致志工作，而且促使舆论认为他不可靠。在科学界中有一个缺乏历史根据的不成文的传统，认为：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对社会问题应该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关心，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表现出关心社会问题，承认自己对合法当局以外的事物有所偏爱，他就同样可能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持有偏见而且不可靠。
当这种看法越来越多地不仅应用于政治活动方面而且应用到人们本身工作范围以外的几乎一切文化活动方面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