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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经疾病”的道德意义却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由于人们把神经疾病与辅体较低部位的器官运动联系起来（甚至是由各种模糊不清的交感渠道联系起来的），这些疾病也就被置于某种欲望的伦理体系中：它们代表了肉体的报复；人之所以生病乃是情绪过分炽烈的结果。从此，人会因感受过多而生病，会因与周围的一切过于密切而生病。人不再受自己的秘密性质所驱使，而成为世界表面的一切诱惑肉体和灵魂的事物的牺牲品。
结果，人变得更无辜也更罪孽深重。更无辜，是因为人被神经系统的全面烦躁推入不省人事的状态，其程度与病情成正比。更罪孽深重，是因为他所依恋的万物、他的生活、他曾患过的疾病、他曾洋洋得意地酿造的感情和想像，部汇聚在神经质的烦躁之中，这既是它们的正常后果。也是对它们的道德惩罚。全部生活最终根据这种烦躁的程度来评判，其中包括非自然的习弊，城市中的蜗居生活，读小说，泡戏院，渴求知识，“过强的性欲，或其它既伤害身体又为道德所不容的犯罪习性。”（35甚至感受不到自己神经烦躁的神经病人，其无辜根本上正是对一种更深刻的罪孽的正当惩罚：这种罪孽使他抛弃自然而投身尘世：“多么可怕的状态。这是对一切柔弱灵魂的折磨，懒散使他们敢于犬马声色，他们摆脱自然所要求的劳作而拥抱思想的幻影。……富人便是因滥用其财富而受到这样的惩罚。”
到此我们已经站在19世纪的门槛。在19世纪，神经应激性将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中交上好运。但是，它目前在神经疾病领域中毕竟留下了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
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歇斯底里和疑病症作为精神疾病的完全确认。由于对敏感和感觉的重大区分，这两种病进入了非理性领域。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非理性的基本特征是谬误和梦幻，即盲目。只要种经状态是惊授状态或是奇妙地穿越身体的交感状态，即便导致意识减退和丧失，那也不是病癫。但是，一旦头脑因过度敏感而变得盲目，疯癫便出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确认赋予疯癫以新的内涵，即罪率、道德制裁以及正当惩罚，而这种内涵根本不属于古典主义的体验。它还使非理性担负起这些新的价值：不是位盲目成为各种疯癫现象出现的条件，而是把有目、疯癫的盲目说成某种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由此危及了以往非理性经验中的根本要素。以往被视为盲目的将变为无意识，以往被视为谬误的将变为过失。疯癫中表示非存在的吊诡现象的一切，都将变为对道德罪恶的自然惩罚。总之，构成古典疯癫结构的整个纵向体系，从物质原因到超越物质的诸妄，都将土崩瓦解，而散落在由心理学和伦理学争相占领的领域的整个表面。
19世纪的“科学的精神病学”指日可待了。
正是在这些很快就会受到嘲弄的“神经疾病”和“歇斯底里”概念中，产生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病学。
《疯癫与文明》
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杨远婴译
第六章 医生与病人
治疗疯癫的方法在医院里并未推行，因为医院的主要宗旨是隔离或“教养”。然而，在医院之外，对疯癫的治疗在整个古典时期都在继续发展。长期疗法形成了，其目的与其说是医治心灵，不如说是医治整个人，医治其神经纤维及其幻想过程。疯人的身体被视为明显而确实的疾病显现部，由此产生了物理疗法，而其意义则借鉴自关于肉体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疗法。
1．强固法。疯癫即使表现为最骚动不安的形式，也会有一种虚弱因素。如果在疯癫对精神元气陷于无规律运动之中，那是因为精神元气没有足够的力量和重量来遵循自然轨迹的引力作用。如果在神经疾病中经常出现惊厥，那是因为神经纤维太脆弱，太容易激动，或者说对振动太敏感。总之，神经不够坚强。明显的疯癫狂乱有时似乎使躁狂症者力量倍增。但是，在这种狂乱之下，总是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虚弱，即缺乏抵御能力。疯人的躁狂实际上只是一种消极的暴力行为。因此需要有一种能使精神或神经纤维获得活力的疗法。但这是一种沉稳的活力，任何混乱都不能奈何它，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服从自然规律的进程。这种活力不仅表现为生机勃勃，而且表现为一种坚强性。它战无不胜，以一种新的抵抗力、青春的灵活性包围住对象；同时它又受到控制和驯化。人们应该在自然中寻找一种力量来增强自然之物本身。
理想的医治方法应该能“扶持”精神元气，“帮助它们克服使其骚动的发酵因素”。扶持精神元气就是抑制精神自身无法控制的无益的躁动，还应使它们能够避免出现引起亢奋和骚扰的化学鼎沸状态，最后应使它们坚实起来，足以抗拒企图窒息它们、使它们怠惰和陷入晕眩的烟气（忧郁气）。“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气味”可以增强精神元气，对付忧郁气。令人不快的感觉能够刺激精神，从而使精神产生反抗力并迅速地汇集到反击忧郁气侵袭之处；“阿魏”、唬柏油、烧焦的皮毛均可以用来（达到这一效果）。总之，凡是能使心灵产生强烈不快感觉的东西均可起作用。”对付发酵作用，必须使用解毒剂，如抗癫痛的查拉斯），最好是用众所周知的匈牙利工后水。消除腐蚀酸以后，精神就恢复了。最后，为恢复精神的正常运作，朗格建议，让精神受制于令人愉悦的，适度的和有规律的感觉和运动：“当人的精神涣散时，应给予必要的治疗，使其平静下来，恢复正常状态。惬意的气味，在景色宜人的地方散步，见到惯会给人开心的人，另外还有音乐，这些都能使人的心灵感到温馨愉悦。”这种稳定的温柔，适度的力量以及完全为了保健的活跃，都是使机体内连结肉体与灵魂的脆弱因素变得坚实的手段。
但是，也许最有效的强身方法是使用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应该既十分坚实又十分柔软，既有极强的剧性，又能使懂得如何使用它以达到自己目的者任意摆布它。这就是铁。铁凭借其特有的性质，集上述相互矛盾的品质于一身。其他物质都没有铁的那种刚性，也没有铁的那种可塑性。铁是大自然的造化，但又可由人的技术摆布。除了用铁之外，人类还能有其它更可靠的方法——即更接近于自然而又更项从人类的方法——来加强自然之物，使其具有充足的力量吗？人们常引用迪奥斯科里斯的一个古老例子：当他把一块烧红的铁块扔进水里后，就使静止的水具有了本身所不具有的活泼性。火的炽热，水的平缓流动，经过处理而变得柔顺的金属的活力，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使水具有了强化力、激活力和加固力。水能把这些力量传递给人的机体。即使不经过任何加工，铁也能起作用。西德纳姆推荐最简单的办法，即直接服用铁锉屑。怀特举例说，有一个人因胃神经虚弱而长期患疑病症，为了治病，他每日服用二百三十二眼铁。这是因为，铁除了其他优点外，还能直接自我传递。它所传递的不是物质而是力量。似乎矛盾的是，虽然它有很强的刚性，但它能直接溶于有机体内。沉淀在有机体内的是铁质，而毫无铁锈或铁渣。很显然，铁能创造奇迹的观念支配着人们的各种奇想，并压倒了观察本身。如果人们进行实验，那么其目的不是发现一系列的实证效果，而是为了强调铁的品质的直接传递功能。赖特给一条狗喂铁盐。他发现，将乳康同五倍子（gall）颜料混合，一小时后乳糜并未显示出吸收铁局必然显示的紫色。可以肯定，铁没有进入消化过程，没有进入血液，实际上也没有渗入有机体，而是直接作用于腹壁和神经纤维。精神和神经纤维的加固，不是一种观察到的效果，而是一种有效的比喻。它意味着，无须任何扩散运动，便可以传递力量。接触便能提供力量，而无须任何交换或物质、任何运动交流。
2．清洗法。针对疯癫的各种病症产生了一系列疗法。这些病症是：内脏堵塞、错误观念泛滥，忧郁气沸腾，暴力行为，体液和精神腐败。而这些疗法都是一种清洗手术。
理想的疗法是彻底清洗。这种方法最简单，但又最不可能用于治疗。该方法是用一种明亮清洁的血液置换忧郁症患者过量的、粘滞的、被苦涩体液所渗入的血液，因为清洁血液能驱散话妄。1662年，霍夫曼建议用输血来治疗忧郁症。几年后，该想法已得到一定的承认，因而伦敦哲学协会制定了计划，对禁闭在贝德拉姆的病人进行一系列实验。受命从事这项工作的医生爱伦（Alien）拒绝这样做。但是，丹尼斯对自己的一位病人——失恋忧郁症患者进行了试验。他从病人身上抽出十盎司的血，然后输入稍少一些的取自小牛大腿动脉的血；次日，他重做一次，但换血量仅几盎司。病人开始平静，过了一天便神智清醒了，不久便完全康复了。“外科医生学会的全体教授都确认这一试验”。尽管后来还有几次试验，但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抛弃了。
人们乐于采用的药物是防腐剂。这是因为“用没药和芦警保存尸体已有三千多年的经验了。”难道尸体的腐烂不是与体液疾病所导致的身体恶化具有同样的性质吗？那么，最值得推荐的抗忧郁药物就是没药和芦答了，尤其是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的著名药方。但是，仅仅阻止腐烂是不够的，还应根除腐烂。因此产生了防止变质本身的疗法，或者旨在转移腐烂物质，或是旨在溶解腐烂物质。这就是偏转术和洗涤术。
第一种包括各种严格意义上的物理方法。这些方法旨在身体表面制造创伤或疮疖。这些创伤或疮疖是缓解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