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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二十一世纪
或冻结。然而，在希腊历史上，鸟托邦一次也没实现过。
在日本历史上，德川幕府体制是乌托邦思想在现实社会中，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具体体现。对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大概也要羡慕的吧。但是，我再说一句，这种德川慕府的体制，在使日本社会永久“冻结”这一点上，也终归失败。从长远看，这说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乌托邦理论，实际上都是不现实的。
池田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跟德川慕府体制相对比，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总的看来，现代人对现代文明延长线上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也可以说是悲观的。阿尔陶斯·赫胥黎的《美好的
新世界》和乔治·奥韦尔的《一九八四年》等，可以说是其先驱著作。
在现代还有“计算机乌托邦”。这是把计算机置于所有社会机构的中心，根据其科学判断进行统治的社会名称。但是，这个计算机乌托邦，包含着对人服从计算机指令这样无情社会的自我嘲弄的色彩，这也是事实。现代人之所以对乌托邦有悲观想法，原因之一是，现代文明虽已按人们的理想发展下来，可是人的不幸却变得更加深刻。这里反映着对这种现实的严肃批判。古代乌托邦思想是描写满足人们一切欲望的和平社会，而现代人开始反省，满足这种欲望是否能直接跟幸福结合起来。这也是一个原因。
如此看来，现代人对乌托邦的悲观想法，似乎也跟科学“进步”这一概念有关系。当然，迄今支持科学家的是“进步”这一概念。
他们想的是，以前已经阐明的真理，自己还能添加一些什么？对以前已经定型的技术，如何进一步发展？自己感到能参予这种进步而感到高兴。这是科学家刻苦钻研、实验、思索的精神支柱。的确，仅就科学领域来看，进步的成果是很明显的。然而，科学上的进步是否果真和人的文化进步有直接关系，这是另一码事。无疑，开发原子能是科学技术上划时代的进步。但是，其在广岛和长崎市民头上爆炸，一瞬间夺去几十万人的生命，把这也说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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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人感到高兴，是不可能的。
汤因比近代初期的乌托邦理论，几乎都是乐观的。这是因为，没有明确地把科学进步和精神上的进步，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他们错误地认为，累积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会自然地累积
精神上的进步。
近代西欧的这种幻想，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动摇。接着，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制造和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所粉碎。长寿的H。G．韦尔斯，他有幸看到了这种幻灭，尝到了这个苦果。因而韦尔斯以后的乌托邦理论，就变成了带有讽刺味道的反乌托邦思想。
这些乌托邦理论发展到极端，就变成悲观的了。这是因为，从近代初期到一九一四年，四个世纪期间发表的乌托邦理论，都过于乐观，反而成了对这种过于乐观情况的一种反动。
池田我也认为必须明确物质上的进步和精神上的进步之间的区别。在无机物的领域内，能够明确辨认“进步”的内容。然而，在谈到以生命的存在，尤其是以自觉的、意识性的存在为对象
的领域，物质领域的某一项发现，究竟对人的精神来说是否也意味着“进步”，就不能简单地加以评价了。
社会科学是以人为对象的学问。这里说的人，不是作为肉体的、物理的存在，而是作为精神的、心理的存在。同样的对象，由于人对它的理解方法多种多样，可能是高兴的，可能是悲伤的，也可能是愉快的，也可能是苦恼的。某种社会条件具备时，有的人会感到很方便，有的人会感到很痛苦。同是一个人，在某一时间感到高兴的事情，在另一时间也许会感到痛苦。
如博士所说，总之人们对科学进步的微妙的心理反应，很典型地反映在乌托邦思想里。从这件事上看，“进步”这一概念究竟在哪些范围内具有意义，有重新评价的必要。因此，对支持所有科学家的“进步”这一概念，必须重新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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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并不受各个领域中的“进步”概念所支配。支配科学家的“进步”概念，是否就是广大群众所说的“进步”呢？这是需要考虑的。总之，作为科学家要有作人的良心，要有判断人的价值的能力，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要有支配力。这种想法，后来的科学界也许受过猛烈的抨击。在人的生存和灭亡取决于科学力量的今天，无论如何，也是需要反省的。
汤因比科学的进步，通过技术的应用，给人带来统治别人，统治人以外的自然力量。所谓力量，在伦理上是中性的，可以用于善的方面，也可以用于恶的方面。力量只是增加善恶行为所带来
的实质性影响的程度。
原子弹如果用于恶的方面，一瞬间就可以杀死几百万人。然而，人的力量在一对一的战斗中，即或使用金属武器，一次最多也只能杀死一个人。相反，医学的进步给医生带来的力量，现在可以拯救几百万人免遭细菌和病毒的戕害。这同一科学力量，如果被用于细菌战，就会像原子弹一样，使几百万人丧生。如此看来，科学技术力量对人生命的影响，取决于使用这种力量的人的伦理水平。
技术的进步，来自人们合作的累积成果。相反，因果报应决定人的伦理水平，形成每个人在精神生活中连续的因果报应账目。
不管我们相信人是生死的连续反复，还是相信人在这个现象的世界上生命只有一次，情况都是一样的。这个因果报应的账目，借方也好，贷方也好，都不是累积的。不管借方，还是贷方，每记一笔新账，结算总要变化。
某一社会在特定时期的伦理水平，取决于该社会成员各自的因果报应的结算情况，也取决于各成员（积极也好，消极也好）在伦理上的相对影响。因此，一个社会的伦理水平与科学技术水平不同，它是变动着的，是不稳定的。给生活带来福利和幸福，或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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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带来悲惨和不幸的因素，实际上不是科学和技术进步，而是因果报应。
池田您谈得非常深刻，这也是我经常考虑的问题。那么，怎样去转变这一形成人性的因果报应（常常是多灾多难的）呢？
这正是每人一生当中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我们称它为人的革命。
汤因比为自己也好，为社会也好，对人来说最重要的课题是，如何把自己的因果报应向好的方面转化。为此，唯一的方法是尽最大努力去克制自己。这种克制自己的斗争，是在各人的行动
中进行的。本来，个人在精神上的进步和退步是变化不定的。按印度教和佛教的信仰，这种变化是贯穿于生死连续的始终。在社会中，累积式的精神进步是没有的。伦理的领域中，不存在相当于科学和技术上的累积式进步。
池田所以，人为了同自己的因果报应作斗争并取得胜利，需要时刻作出努力。现在的一瞬间还充满着美好的高尚精神，说不定一转眼就会被丑恶的野心所控制。因为，被这种丑恶的野心引诱的欲望和行动，本来就是和生命本身纠缠在一起的。重要的是加强高尚的精神，去控制欲望和行动，随时随地使其就范。
在这个意义上，不断地进行自我锻炼，我想人在精神方面就会“进步”。同时要切记，退步的危险也常在等候着你。稍有疏忽，这种进步就可能化为乌有。
5．爱与良心
池田博士说，“生物的进化，就是发现爱和良心的过程。”
但是，我认为爱和良心是具有价值的，面生物进化这一现象，跟这种价值因素，根本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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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的这种思想方法，可以通过比较生物的肉体特质而得到证实。特别是可以从支撑精神机能的大脑（神经中枢）结构，找到根据。大脑生理学已经弄清，支配人的优秀智能作用的是大
脑前叶。这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这是人的显著特征。
但是，据说大脑前叶支配人的智能，它一方面产生创造性，同时它也是“杀人犯”般的残忍性的源泉。于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一方面是发现爱和良心，还有它的反面，那就是憎恶和狡猾。
博士提出，“发现爱和良心的过程”，可以解释为不是给生物进化下客观定义，面是在这种定义中寄托着您的主观愿望。
汤因比的确，大脑生理学者们似乎在说明人脑的某一部分跟某种感情和行动有关系。然而使用“有关系”这一词语，是表示他们不理解两种不同存在的关系的本质。大脑的有机体是物理性
的东西，而不是精神性的东西。精神话动始终不是物理性的活动。
最暖昧的说法也许是说，精神活动也跟物理现象比如说电的理象等“有关系”。或者说，精神活动不伴随这种物理现象是不可能的。
如同大脑的情况一样，在一个有机媒介体中的精神活动和物理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之所以被蒙上纱罩，大概是由于人的思考能力是有限的缘故。我想在现实中，人的意识、生命和肉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如果只停留于这样不可分的说法，还是无法理解的。要通过理智的分析，即或是一部分，我们才能理解。但是，经过这种理智分析的理解，还不是完整的理解。因为通过智力把人的本质分解成各种因素时，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在理智上也是不可理解的。
至于您认为生物学上的进化，会同时产生善和恶，毋宁说恶比善产生的更多。对此，我也有同感。
池田关于精神和肉体的关系，我也是这样看：人的生命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存在。在理念上，虽然可以分析为精神和肉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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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因素，而在本质上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进一步论及生物学上的进步和爱与良心的问题之前，我想先再肯定一下基本问题。博士说，“没有生命，爱就无法表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