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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未来的一把钥匙。
西欧文明是在希腊、罗马的世界宗教、哲学被基督教取而代之以后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后来基督教就作为西欧的主要宗教——不，事实上是唯一的宗教——发展下来，直到十七世纪后半叶。但到十七世纪末，它就开始失去对西欧知识阶层的统治力量。在以后三个世纪中，基督教的衰败趋势越来越广泛，以至扩大到西欧社会的各个阶层。与此同时，在占人类多数的西欧以外的各个民族，由于广泛传播近代西欧的制度、思想、理想——这倒不如反过来说是理想的丧失——他们从自古以来就沿袭下来的宗教、哲学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这就是说，俄国的东正教、土耳其的伊斯兰教，还有中国的儒教都失去了统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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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十七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在四世纪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以后的西洋史发展中，是最大最重要的分水岭。总之，十七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比起以前宗教改革中西欧基督教会分裂成天主
教徒和新教徒，甚至比文艺复兴中希腊、罗马文明表面上在西欧社会复兴起来的情况都更加重要。
池田的确，十七世纪，动摇基督教在世俗社会的地位，夺取对各种学问的教权的划时代事件相继发生。十七世纪的前半段，有三十年战争。这是一个把宗教上的意见分歧变成政治、军事斗争，最后酿成悲剧的时代。于是以此为契机，在这以后逐步树立了政治权力不介入宗教之争的原则。伽利略因支持哥白尼地动说受到宗教审判，是十七世纪的前半段的事情。笛卡儿打下近代合
理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是在十七世纪的前半段。牛顿的活跃时期，是在十七世纪后半段到十八世纪初这段时间里。
从这种思想发展情况来看，我很理解博士所说的十七世纪完成了比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得多的转变D的确，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基督教内部的变革，还不能说是动摇基督教信仰本身的事件。相反，十七世纪的各种变革可以说是在基督教信仰和政治之间、基督教神学的科学以及其它学问之间的关系中，使基督教本身的宝座发生危机的变革。
汤因比十七世纪发生的宗教改革，错误地被解释为基督教后退的消极事件。这是因为没认识到人性不喜欢宗教间断，从而每当一个社会内部沿袭下来的宗教衰退时，早晚一定要有一个以至几个宗教兴盛起来，取而代之。
据我看，十七世纪由于基督教的衰退而出现的空白，是由另外三个宗教的兴起来填补的。其一是对因科学技术的有组织的应用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信仰。其次是nationalism（国家主义）。再次是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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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第二章宗教的作用
按西方人的心理，在一个社会里同时存在着几个宗教是很难理解的。这是因为基督教这一西欧古老的宗教，在三个排外犹太系宗教中是最不能容忍别人的宗教。所以，西欧各民族重新把宗
教的宽容作为理解而公布并付诸实践时，天主教徒也好，新教徒也好，对西欧基督教本身给了致命的打击。实际上这种信仰上的转变是在十七世纪对天主教徒、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的一个反动，是这一反动的消极侧面。
相反，几乎在所有非基督教国家，宗教共存的现象都是极为普遍的。同样，基督教甚至继承了犹太一神教排外性的伊斯兰教，也在（可兰经）中颂扬对犹太教系的另外两个宗教即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宽容。但这是附有条件的，就是只要那些异教徒在政治上服从伊斯兰教的统治。基督教以前的希腊、罗马、印度，还有东亚，把几种宗教、哲学的共存视为理所当然。旧中国，佛教这一外来的宗教也是哲学，跟原有的具有宗教和哲学两重性的道教和睦共存。除极短时间外，跟儒教这一国教的哲学也是友好相处的。在日本，佛教不仅跟神道能够相处，而且关系十分协调。如果我的认识没有错，在德川幕府时期，朱子学派的儒教跟佛教和神道都具有同等地位。
池田在日本，有非常笃信佛教的人，也有笃信神道的人，而他们对传统上信仰其他宗教的人都很宽容。一个人同时信仰佛教、神道和儒教也是常有的，而且在日本这些古老的宗教跟博士所
说的基督教衰退后的三种信仰中的两种——即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和国家主义——也以显著的形式共存着。
众所周知，国家主义是以最鲜明的形式同神道结合在一起的。
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它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支柱。由于战败，在象征的意义上，神道和国家主义的勾结破产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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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妙，神道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在结合着。在有最新技术设备的工厂和大楼里，设有神道的祠堂，这是不足为奇的。以现代最先进的技术建造的钢骨水泥大楼，完工时举行神道的“除灾”仪式，也是以传统的形式进行的。从这些事例看，在日本，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也好，对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好，跟填补因传统宗教的后退而产生的空白，稍有不同。欧洲人是从本身在精神上的对抗出发，寻求和确立新的精神和人生的依据。我想这是日本人和欧洲人不同之处。
汤因比的确，情况似乎有些不同。但是为了在这一点上进行比较和探讨，我想再详细地谈谈对科学进步的信仰以及国家主义、共产主义在欧洲各民族的思维和信仰中发展到重要位置的始
末。
西欧有意识地树立起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可以认为是从一六六一年英国设立研究院开始的。英国研究院是由英国知识阶层设立的。他们对十七世纪国内的纠纷感到震惊和惶惑，对政治上的
演变感到变幻莫测。这些知识分子发现神学上的争论激化了英国国内的纠纷。他们认为这种争论会降低基督教权威，对社会是有害的。矛盾也不会得到合理的心悦诚服的解决。因此在理论上也不会得出什么结论。他们的这种想法是正确的。
因此，英国研究院的设立，是想通过对知识的关心从而把神学引向科学，在实际行动上把宗教和政治的纠纷引向技术上的发展。这样来缓和这一矛盾。组织研究会的人们预见到，通过有组织地应用科学技术，就可能达到空前的技术进步。他们设想，技术的进步一定会跟生活福利的提高连接在一起。但是他们也有盲目性。
就是说，一切力量。——也包括进步的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力量——在伦理上都是中性的。因使用方法不同，它可以成为善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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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理想宗教——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在一九四五年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当时，科学上发现了原子的构造。这种发现应用于技术，使核分裂时放出能量。它马上被用于恶的方面，制造了
两颗原子弹！投到广岛和长崎。
池田科学家们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对科学进步的这种两重性，投有真正深刻的认识。两次大战利用了全部经济和科技力量，结果给人类带来的却只是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汤因比其次，代替西欧传统宗教的第二宗教就是国家主义，它是以地方社会中人的集体力量为信仰对象。和对科学进步的信仰不同，国家主义不是新的宗教，它是古代宗教的复活。就是说，
国家主义是基督教以前在希腊、罗马世界中城市国家的宗教。
这一宗教在文艺复兴时期得以复苏。希腊、罗马这一政治性宗教在文艺复兴时的复活，说明它远比希腊、罗马时流行的文学、美术、建筑等的复兴，更具有影响力和持续力。近代西欧的国家主义一方面被希腊、罗马的政治观念和制度所感染，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基督教的活力和狂热信仰。因此，当它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中付诸实践时，可以看到国家主义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今天这种为人们所狂热信仰的国家主义，在人类百分之九十的人所信仰的宗教中，恐怕要占百分之九十。
十七世纪以后出现的共产主义，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动。这种不公正跟文明本身一样自古有之。基督教也好、共产主义以前的别的宗教也好，在理论上都是谴责社会的不公正的。然而在这
一点上，不管是哪种宗教的理论都还没付诸实践。共产主义批判所有宗教，的确是得当的。但因共产主义过分集中力量消灭社会的不公正面陷入了基督教所惯有的不宽容性和所有犹太系宗教所特有的排他性。
共产主义有改变全人类宗教信仰的使命。这种信仰是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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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那里继承下来的。当然并不是只有基督教和共产主义才具有这种传道的性质。伊斯兰教、佛教，还有对科学进步的信仰，都是具有同样使命感的传道性宗教。
池田我想与旧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相比，新宗教即对科学进步的信仰、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等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旧宗教都是把控制人的欲望，限制自我作为基调；相反，新宗
教的性质是解放欲望，作为满足欲望的手段而产生或利用的。我认为这些新宗教所面临的问题的本质就存在于这种基本性质之中。
汤因比您说得很对。所以我感到新宗教是有存在的必要的。发源于近代西欧的现代文明在全世界的普及，使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了一个整体。谁都知道，现代不管哪个宗教都满足不了这种发展的需要。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人类未来的宗教究竟是怎样的宗教？
这个未来的宗教不一定是一个全新的宗教。也可以设想是一个采取新形式的旧宗教。但是这样的旧宗教即或采取了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新形式而复兴起来，恐怕也要彻底改变形态，而变得而
且皆非了。因为现代人的各种生活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产生并支持新文明的未来的宗教，必须赋予人类明辨和克服严重危胁人类生存的各种罪恶力量。这些罪恶当中最可怕的是那些从人类历史中沿袭下来的陈旧东西。这就是和生命本身具有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