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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君子。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现体制中的中年阶层无疑是不诚实和虚伪的，但实际情况确实没有表面那么严重。也许老一代也真心地希望实行青年们所要求的根本性的改革。但同时，他们也感到——这种情况又无法解释清楚——自己受到了前世报应的命运的阻碍，面且他们也许还感觉到，尽管他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改革，并为此付出了努力，但光凭自己的力量也无法改变命运，达到改革社会现状的目的。
池田人们在遇到命运或前世报应时，总是表现得非常脆弱，反体制的青年一代也应该深刻思考这个问题。自信靠自己的理性能决定和支配任何事情，这是青年的理想主义的优点。但当他们真正掌握了权力并负有责任时，命运这种令人无能为力的问题就会表现出来。
无论抱有多么崇高理想的青年，光靠理想是无法应付现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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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在自己生命的内部也有邪恶和欲望，而且构成这个现实社会的所有的人都有各自的深重的邪恶D这些现象错综复杂，相互作用，形成了现实，这就是社会。当人们踏人现实的泥沼时，要想不丢掉理想还能生存，那可以说是难乎其难的。总之，我们对任何人都要抱有人的同情心，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汤因比现在，在统治集团和统治集团以外的人们之间产生的裂痕，也可以说是我们命运中前世报应的一部分。我们现代人果然能够改变命运，填平在文明的前夜、至少是在五千年以前便产
生的这条社会的鸿沟吗？我们果然能让统治集团与大众融为一体，从而成功地埋葬他们吗？
的确像您刚才所主张的那样，我也认为我们的目标必须放在这一点上。因为，我也和您一样认为统治者享有的特权与人的尊严是不相容的。而且，在体制与人的利害冲突上，人是必须优先
的。这本身是正确的，而且也是使相争的两代人之间和解的必要条件。
但从历史上来看，这是很难办到的。法老时代埃及的体制与中国的王朝体制都曾多次被废除，但每次又都复辟了。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也都是要废除旧体制的，但结果也不过是更换了新的
统治者而已。
池田在此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才能根除人的“命运”或“业”这种“内患”。
统治者为什么要独揽大权、践踏人的自由呢？本来是为人们的幸福和和平而建立的体制，为什么会给人类带来不幸，威胁和平呢？为什么在以前的历史上，推翻旧体制，最终只能导致建立同样的新体制呢？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没能根除人的这种“内患”。
一说起命运或业，一般人都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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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在以前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但是，有一种革命的宗教理念，打破了这种概念。这就是被誉为东方智慧结晶的日莲大圣人的佛法理念。这一佛法从正面探讨了人的本性的问题，明确阐明了人类改变命运、摆脱前世报应的途径，并说明只有改变这种命运、摆脱前世报应，才能确立真正的人的尊严。
我认为新老两代人都应该在这种意义上承认人的尊严。我相信，以此为起点，便能打通一条双方互相谅解的渠道。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建立一种社会体制或学问体系，总之，是一种新的秩序。
为此目的，我们当然要抛弃那种为了体制而牺牲他人的一切行为和观念。具体来说，就是所有的国家都要放弃交战权，废除征兵制。当然，在其他社会机构里，也必须放弃一切靠权威来威胁和侵犯人的尊严和生命安全的特权。
当然，从世界现状来说，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认为，如果承认生命本身的真正的尊严，那么，这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人类必须进行自我意识的变革。能否实现这一变革，可以说要取决于是否具有最终支配人的行动的宗教信念和能力。
汤因比我认为，我们的看法是少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只达到公平合理地再分配人类剩余产品的程度，那我们还并没有真正成功地解决这个体制的问题。
我也赞成您的意见，认识人的尊严才是问题的本质。但人们不能为了尊严而要求所有的职业都是自由的。我们也应该让“传送带式的人”和“组织系统的人”歇业。所有的人从事并赖以维生
的工作都应是具有实际价值的，而且工人们也能亲身体验到这种价值。现在，人们工作大都是为了得到最大限度的报酬，而并不是为了在工作中寻求价值。但在今后，就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把追求利益的动机放在首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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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这种动机是最理想的，不过，这只能靠人的内心的变革才能得以实现。而这种最理想的内心的变革也只能靠发自人们内心的精神变革。这种变革不能从经济的角度，而必须从宗教的角度
来进行。而且，所有的人都应各自完成这一变革。
6．宣传工具的中立性
池田人们都说现代是信息产业时代。我觉得尤其是宣传最能体现出现代这个时代的特征。宣传对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电波在一瞬之间便能把一个国家中发生的事件播送到全世界。尤其是电视，能使人们足不出户就看到事件的真实情景。
汤因比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使人直接视听的宣传工具，大幅度地增加了在场的听众和观众的人数。
以前，演说者没有扩音器，也就更想不到利用收音机或电视机来播送自己的声音或形象了。由于人体原有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听众的人数也就自然地被限制在能听到演说者的声音同时也
能看到演说者的范围之内了。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估计这种场合的人数为五千人以内，因此他主张，在采取直接民主制形式的国家中，具有参政权的市民人数最多不应超过五千人。而现代机械化的通讯工具却可以使利用这种装置的人同世界上所有的人对话。当一个演讲者在广播电台或电视台的工作间里对这个房间里的另一个人讲话时，技术人员就可以使这仅有的一个听众增加到百万倍，甚至十亿倍。
收音机广播或电规广播是人们都能即时收听或收看到的。而与此相此，报纸或书籍即使空运散发，也得花一定的时间。就是把报纸或书籍散发出去了，能够阅读的也只是一些识字的人。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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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一些国家，如日本、新西兰、德国等，识字的人数几乎占人口的百分之百，但世界总人口的一大半，现在仍然是文盲。因此，铅字印刷的文字与这种使多数文盲也能理解并使人能即时视听到的语言和画面比较起来，影响力就不可避免地要小得多。但遗憾的是，收音机播出的语言，还有电视播出的画面和语言都是瞬间即逝的，画面和声音刚一播出，又会马上消失，而给视听者留下的仅仅是记忆——谁都知道这种人类生来具有的机能是很靠不住的。
池田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弊病，我很担心不断传来的信息会使人们懒得再进行深刻的思索和考察，而陷入一时的行动。而且我还担心，人们为了要顺应时代急速发展的潮流，还会陷入被动的生活方式，而越来越忽视对创造精神的培养。
事实上，由电视及其他群众性宣传机构提供的信息数量，可以说已经有些过多了。在日本，甚至已经出现了“信息公害”这个流行语。不过，这也许是一个应从信息质量的角度来论述的问题，而不单是一个信息数量过多的问题D但不管怎么说，现代人的确已经被埋进浩如烟海的信息中了。他们看不到自己，不知该怎么把握判断价值的基准。
相反，使用这些宣传工具的人，如果为了操纵视听者的心理面不去报道真实情况，那么，他们就可以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来发挥巨大而可怕的作用。即使不能操纵有头脑的大众，至少也能靠宣传形成一种舆论，使舆论倾向一方。这一点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
汤因比宣传工具的影响力的确是巨大的，掌握这种宣传机关的人可以将其用于操纵大众的目的。
这种操纵大众的力量不仅能作用于视听者内心的潜在意识层，掌握宣传工具的人还能通过视听者的表层心理使自己要宣传的思想浸透到潜在意识的深层。他们这样做，就能为了自己的目的来操纵大众的潜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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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美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些民间企业为了宣传本公司的产品和服务项目，购买了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广播的时间带。他们使用这些宣传工具不是为了作用于大众的表层心理，而是为了渗透大众的潜在意识层。这是他们使大众不知不觉地买走商品的一种战术。当然，这种策略遭到了强烈的抗议。在法国的戴高乐总统时代，由于政府垄断了具有立即见效的宣传工具，当然也遭到了在野党的抗议。在野党一方认为这是政府对权力的不法滥用，
池田因此，对于宣传本身来说，关键在于保持中立性。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同题。
比如电视转播反政府游行的学生与警察们发生冲突的场面。
这时，如果电视镜头对准进攻警察的游行队伍，一般观众肯定要对游行队伍的过激行动投以批评的眼光。相反，如果把镜头对着驱赶游行队伍的警察，观众就会谴责武装警察的暴行。即使准备了好几台摄像机，结果还是一样。困为在画面上出现的只是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场面，而要在公平的条件下同时向观众播放两个不同的场面则近乎不可能。严格地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如此，但考虑其影响时，“中立性”最终还是宣传所要求的重要条件之一。
那么，所谓“中立性”究竟是仟么呢？一般来说，现实中的各种问题是不能简单地加在一起用二来除的，而且，即使可以这样做，我认为这也不能说是真正的中立。中立性多表现在政治问题上。
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