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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宁：日本该怎么办？现在它已经是10年的经济萎缩了。
王建： 昨天我也说了这个答案，日本现在要赶快和中国经济整合，日本的难题就在于金融坏账得解套，解套的办法是得提高日本的资产价格，那得给它新的资金注入，但是资金在美国人和欧洲人手里，不会给它，还得靠自己。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整合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亚洲的货币整合当中，给日本人多留出一块金融利益，什么金融利益？有了东亚元以后，在东亚共同的资本市场当中，让日本投资中国的企业优先上市，多上市，培育出新的优良金融资产，这块新的、好的金融资产多了，原来的坏账比重就会降低，慢慢把它消化掉，日本经济就走出来了。
乔良： 亚洲人的心态和欧洲不太一样，欧洲的整合虽然要克服内部多元化，但是，他们之间一旦认同起来，欧元就能推动，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看上去好像同属儒家文化圈，其实各自的民族意识相去甚远，远不是内部整合可以完成的。欧洲人为了最后推出一个欧元，大家都能做出让步，而中国、日本还有韩国，如果要推出东亚元，就会为以谁的货币为主其实就是以谁的利益为主争吵不休。
李晓宁： 这个问题取决于美元与欧元对决，也与东亚经济形势有关，如果日元货币比较坚挺，或者人民币坚挺，到那个时候，谁好认同谁。大家根据条件进行调整，现在不能设计。
王湘穗：中国的国家心态要继续调整，因为我们从1840年以来，一直是在受欺负。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大国的心态，也就是积极参与并且积极主导国际和地区事务。最近欧洲两个思想界的重磅人物，哈贝马斯和德里达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欧洲要有统一的外交政策”，这俩人原本在学术上有矛盾，但在关于欧洲未来走向的问题上统一了立场，希望告诉欧洲人应该有不同于美国的独立精神，然后才能有独立的经济，独立的政治。这和欧洲最近发布的宪法草案联系起来看，欧洲正在形成一个与以往传统国家不同的经济政治联合体，而欧洲的知识精英在极力推进这个进程。我们国家的也包括东亚地区的知识精英也应该积极推进东亚圈的形成，这是民族也是区域的最大利益所在。
目前中国的人民币还没有对外开放，不是区域或国际货币。现在一些国家能用人民币交易，但这并没有金融层面的意义。开放人民币，我们现在可能还不敢。这说明你的经济体还有硬伤。 王建曾经有一个设想，让港币和人民币形成一种连带关系，危机时彼此互为保险、互为支撑，平常可以加大融资和投资的力度。这样做好处是大陆与香港经济整合程度已经很高了，坏处是港币太小。
王建：有了连带关系就没有大小。港币小，但是后面有人民币撑着就行。
王湘穗： 主要是指经济规模。我想能不能与日本形成大陆与香港的金融互动关系？现在日本经济不景气，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的GDP是我们的4倍。中国与日本合作是需要仔细研究的。
李晓宁： 要形成投资中心，像伦敦市场、纽约市场一样。投资中心能准确地评估你的技术项目。
要以此聚集大量的国际资本。美国为什么好？就是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有这个企业就挣钱，就有好产品。改造好中国、日本、韩国的大学，从一个拷贝技术的国家走向技术输出的国家。那时不是制造业的转移，而是世界投资中心的转移。中国人要有准备，转到上海、香港来。
王建： 东亚经济整合，刚才说了很重要的观点，许多观点是互补的，也有时间顺序的问题。东亚元应该是经济整合到一定程度，再做货币统一，经济没统一，怎么统一货币。
王湘穗：东亚要跳出欧美两家的争夺，当第三力量极。
王建： 新的力量极也可能在老的力量极彼此削弱中形成，美国能取代英国的霸权，就是因为英国在欧洲的争霸战中力量被欧洲国家削弱。东亚首先还是要尽快迈出整合步伐。欧盟国家的主权让渡都很厉害，一个国家要想扩建个钢厂，没有欧盟的同意都不行，你讲的投资中心，实际上是资源配置中心，就是东亚计委，就像国家计委一样，要统一规划我们东亚的产业，中国有多少钢厂，日本有多少钢厂，我们形成产业链条，彼此之间能够组合起来。
超越非利益因素，加快东亚“币缘圈”成型（2）
王湘穗： 一般的策划人，就是策划一个项目，现在需要策划一个国家，策划一个区域，甚至是策划世界的策划人，可有“几人真是经纶手”？
王建： 有了东亚元，就分不出来国家了，以中国为主，还是日本为主，就没有这个
问题了。
李晓宁：凭什么到中国来投资，我有一个最大筹码，我的市场。
乔良：现在这几年，高端技术逐渐往中国来，也是迫不得已的。
王建： 湘穗刚才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中国和日本愿意整合，就会形成类似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关系，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但在日本上市，这和香港上市一样道理，日本也成了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我就同意你在这里的企业，大规模到东京上市。我们不要说民族工业，要保护自己的，什么领域不向人家开放，限制人家的规模，限制人家的区域，搞什么都行。
王湘穗：不必按国境线来划分经济，要把民族企业推到区域经济舞台上发展，要有币缘意识，也要让币缘中其他国家企业进入。彼此渗透，才能融为一体。
李晓宁：日本政府，政界人物，都想保住自己的边界线，日本的企业已经突破了。
王建：2002年5月在日本举行第八届亚洲经济论坛，讲的主题是“变动的中国”，中国去了5个学者，我也去了，讨论的问题特别有意思，通产省和大藏省的官员讲怎么防止空心产业，三洋董事长上去讲，我考虑的是我这个企业的空心化，我的产品比在中国生产的贵，我的市场都没有了，技术人员都跑到中国去了，我的产业不往中国转就没生命力，我企业空心化了怎么办？空心化是政府担心的事，我不到中国，我先空心化了。
乔良：要让这些企业不空心化，只有到中国来，才能变成实心，才能不空心化。
王建： 一旦有了东亚经济区，有了东亚元，企业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就不重要了，因为都是在东亚经济区内，日本、韩国等也不必担心空心化了。东亚经济区的企业长大了，股市就扩大了，就需要源源不断地供给货币，虚拟经济也会发展起来。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是物质产业好了，虚拟经济就有很大利润支撑，就可以长得很快，如果东亚的制造业规模在三大板块中最大，东亚地区的虚拟经济规模也会成为最大的一块。
王湘穗：日本企业到纳斯达克上市，不如到香港上市，中国企业也愿意选择到东京上市。
王建：先得搞一个统一的产业分工，建立我们的产业链条。
李晓宁： 日本有一个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叫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它来不是打官司，而是长期在中国研究，大概二三百人干这种事情。如果中日出现大幅度的、大面积的经济合作，中日之间必然有很多的法律方面的建设。像规章制度的问题。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在进入中国10年之后，了解了中国各种法规，和中国实施的政策，也了解日本产业中间的问题。等到日本需要这个东西，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就可以拿出一整套东西来。日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
乔良：我们设计完了。
王湘穗： 经过我们的讨论，有一个问题渐渐清晰了，现在解决中国问题，也包括解决日本经济的问题，都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去思考解决之道，也就是在区域或者币缘范围内去考虑、策划解决的办法。如果局限在自己国家内部找办法，你就解决不了问题。日本10年衰退就是个例子。
李晓宁： 目前最大障碍不是在中国，是在日本，特别是日本政府。我常对日本人讲那句话：你老盯着那扇关上的门，久久凝视它，表示遗憾，以至于没看到很多新打开的门。你们不能老想着美、日早期的东西。
王湘穗：王建前天引了两句诗来比喻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一句是 “窗含西岭千秋雪”，就是观察问题总是从“窗户”里往外看，另一句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不受“窗户”限制了，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视角。
乔良： 我觉得是这样，看问题你要爬到泰山顶上，不能在自己家门口看。但是解决问题，得在家门口，不能大老远爬到泰山顶去解决。我现在发现，解决一个国家经济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区域化而不是全球化。
李晓宁：新战国里面联盟的利益更加重要，新联盟、新利益、新关系。
王湘穗： 中国许多问题要在区域化的框架中间解决，要抓紧时间设计，提出自己的想法，主导这个趋势。亚洲区域国家要学习欧洲国家，任何国家都要进行主权的让度，你不让，别人也不让，大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乔良：不能说你让，我不让，谁都不让就什么事也干不成。
王湘穗：还要有一套组织机制，博鳌如果纯粹开论坛没有意义，如果当成东亚经济圈合作架构的生长点，此事则大有可为。包括我们现在讨论这事，写出书来，就是让人看，让大家可以有意识去做这件事，至少知道还有这种选择。
王建：世界大势是三极鼎立，中国要搞区域联合，否则，实现工业化有很大难度，美国也不会让你长大，欧洲也不会让你长大，当东亚真正影响欧洲石油利益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