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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洪镇慑湖北的革命党人。此外，黎元洪又在距武昌30里处的青山修建炮台，扼长江下游之咽喉，为武昌之门户，由陆军部及鄂省合建；将汉阳兵工厂收归部办，其库存枪炮弹药除鄂省必须用者留备外，其余均运北方，供北洋军使用。 有人劝说黎元洪守中立，使北军出境，截留枪弹北运，黎元洪严词驳斥。此刻派人请见者皆行谢绝。 北军驻鄂后，无恶不作，霸占房屋，强奸妇女，抢劫财物，骚扰阎闾，欺行霸市等罪行，屡屡见诸报端，引起湖北商民极大惊恐。鄂军虽在黎元洪严密控制之下，然亦有南北观念，不少军官，目睹北兵在鄂暴行，异常气愤。甚至连黎元洪的心腹大将、第1师师长黎本唐也气愤不过，晋谒黎元洪，反对北兵南进，以致言语冲突、触黎之怒，报告袁世凯，免去黎本唐师长职务。 袁世凯出资促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为进步党。担任共和党理事长的黎元洪被推举为进步党理事长。黎元洪自然知道袁世凯肯于出资促3党联合之用心，所以被选为理事长后，立即复电接受，并表示：“执鞭相从，实所深愿。”3党合并过程中，屡起纷争，黎元洪千方百计调和党务，目的是保住袁世凯的御用党，以与国民党相对抗。 袁世凯收买分裂了国民党，对于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又来个杀人灭口，矢口否认宋案是他指使；他得到黎元洪相助，便放胆对付不屈服的国民党人。 5月3日，袁世凯公然发布除暴安民令。这个通令不仅是对革命党人的恫吓威胁，也是为他对南方各省用兵制造根据。他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近阅上海4月29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各运兵赴宁等语。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观乱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回殊。但使众望允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听言，奸人乘此煽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位，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民，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将此通令知之。” 袁的爪牙所控制的报纸，如此京的《天民报》、《国报》、《新中国报》、《民视报》、《黄河报》、《黄钟日报》等，则发出一片叫嚣，大量制造革命党人将举兵作乱的消息，为袁世凯的即将武力镇压革命党人作舆论准备。 袁世凯命令北洋军秘密南下，第一军左司令李纯和右司令王占元率北洋第6师和第2师的1个混成旅，沿京汉铁路南下，已抵江西九江；第二军军长冯国璋率禁卫军1个旅、直隶第1混成旅、外加两个旅1个团和张勋的辫子军，沿岸浦铁路南下，已逼近南京。海军方面也由郑汝成和汤芗铭率“应瑞”、“肇和”、“飞鹰”等兵舰沿长江南下，直插吴淞。 当时海军共有各种舰艇40艘，有22艘驻泊上海，其余18艘分泊于烟台与长江沿岸各埠。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同情革命，袁世凯命令海军总长刘冠雄以检阅名义，调各舰到烟台集中，并令参事挟资30万南下运动各司令听袁调遣。海军曾主动与革命党人联系，表示愿意宣布独立，孙中山极为支持，但黄兴、陈其美等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海军先发之计，结果海军在袁世凯策动下，于5月中旬北上。至此海军就为袁世凯所控制。 袁世凯在中南海海宴堂接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防害敌军之集中。” 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一方面施放和平烟幕，以欺骗人民和麻痹国民党讨袁派。 6月22日，袁世凯发布裁兵节饷令，命参谋、陆军两部会商财政部，“妥筹限制兵额，分配军区，核实简练，以足维持地方治安为度。”并规定行政经费应由各部各省权衡缓急，大加裁减，制定预算，依法颁行，务使漏卮尽寒，丝毫无滥。 好像他从无发动战争的打算。为了消除国人对他“复生帝制”的疑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将信守诺言，效忠共和。 当章太炎到京探听情况时，他对章说：“吾以清廷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 袁世凯又特地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共和英雄”和“和平天使”。他同弥勒有这么一段对话： 弥勒问：“你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凯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答：“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 袁世凯欺骗性的宣传收到相当效果，不但全国商民大多信以为真，就连那博学的政活动家章太炎也确信袁世凯“帝王思想是其所无，终身总统之念是其所有”。 “宋案”罪证公布和袁世凯违法大借款，使革命党人的反袁情绪更加激昂，他们当中的一批激烈分子纷纷主张立刻兴兵讨袁。国会选举后，宁调元致电胡汉民，呼吁说：“总统厉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为赏罚，好恶即为贤不肖，致朱烈头血未寒，而共和已归破坏。我东南最初起义各省，亟宜联为一气，协筹对付。” 广东都督胡汉民反袁比较坚决，他和护军使陈炯明联名，强硬表示：“粤省兵力雄厚，械亦精利，军心固结，谁为祸首，破坏共和，当共弃之。”但军权在陈炯明手里，而陈对起兵讨袁表示冷淡。谭延辏г蛱认嗟标用粒皇且蛭细锩橙肆α科那浚荒懿桓胶透锩橙说恼沃髡拧８佣嚼盍揖崭杖〉妹裾な录氖だ伟负笄苛抑髡剑ǖ绫硎荆骸叭绻猩窦槭荔迹赜频构埠停次酥校铀涞伛けィ敢晕羧胀频棺ㄖ浦瘢偎娓魇≈蠖骰ぶ！彼⒒敫魇×纾⒘烁印⑼睢⒃痢⑾妗⒚龅仁〉牧恕！ ⊥疃桨匚奈岛透佣嚼盍揖刚健Ａ僮脊�1旅和安庆省城军队，以剿匪为名，向皖北前线开进。李烈钧在九江上游瑞昌县属临江码头镇屯扎重兵，部署炮兵阵地，以控制长江。码头与湖北武穴隔江对峙，江面狭窄，形势险要。 一批激烈分子纷纷主张立刻兴兵讨袁。何海鸣、张尧卿、韩恢、尹仲材、王宪章筹组铁血监视团，举何海鸣为团长，表示袁世凯如拥兵自卫，“同人等一致进行，誓以铁血相见。” 湖南、浙江等省的革命党人纷纷致电本省都督与省议会，要求与袁世凯政府断绝关系，宣布独立。湖南籍革命党人张通典、周可均、曾继梧、陆鸿逵、章勤士、宁调元、张孝准等，要求谭延辏Ь芫腥洗蠼杩睿鹪诤暇衬谒性揽汕驳墓倮簦徽乓⑶洹⑽庾髁亍⒘跆烀汀⒍『楹！⒀毡⒏鹛烀瘛⑿苋实纫筇费雨＇迅率湖湘子弟首先独立，讨贼问罪，为各省倡。浙江省的革命党人吕东升、王逸、陆惠生、张人杰等，要求浙江都督朱瑞拒绝承认违法借款，宣布与临时政府断绝关系，并使各银行团知难而退；丁匡一、韩一飞、周维新、汪铁民等要求立即宣告独立，与万恶之临时政府断绝关系，为各省倡。国民党江西支部在5月2日发表通电主张各省协电国会，提出弹劾书，勒令袁世凯解职投案，否则，以武力为后盾，请各省联合组织护国军并特别国会解决一切。并说：“同人眷念国基，眷怀前路，愿糜身骨，共讨叛奴。” 然而，当袁世凯调兵遣将，积极备战的时候，革命党人起兵讨袁的计划，却再次受到挫折。
第四十章 广东内耗
革命党人起兵讨袁，那拥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他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但若靠广东一隅讨袁也不是长久之计。 广东省都督胡汉民本讨袁坚决，只是受到陈炯明等人的制约，才持消极态度。 胡汉民、陈炯明入主广州，曾共同致力于广东军政府的建设。胡汉民是孙中山得力的助手，他长期流亡海外或香港，在广东商绅中影响不大，他又是一介书生，手中无一兵一卒，很需要实力派人物作后盾。而陈炯明在广东声誉鹊起，又是握有重兵的“党中同志”，其地位足以支撑艰巨。因此，对于当时的胡汉民来说，陈炯明是不可缺少的帮手。就陈炯明来说，他虽有一定声望和实力，但毕竟加入革命党不久，资历甚浅，要在革命阵营中营造自己的地盘，就必须凭借革命党及其领袖孙中山的这面旗帜，所以陈炯明对胡汉民也只能是支持和迁就。且胡汉民曾解饷10万，以济陈军。胡、陈入主广东时，他们之间是“同”多“异”少，“同”著“异”伏。在新生的广东军政府中，胡汉民任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廖仲恺、陈少白、蒋尊簋等人基本控制了财政、外交、军政各部；朱执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