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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民国春秋+刘凤舞-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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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事先瞒着他们，不令闻之，是荒谬行为，表示不予承认。 在上海的浙江代表章太炎也反对举黄兴为大元帅。他在会上发言说：“克强功虽高，已受黎督委任为汉阳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且前已推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 除章太炎外，浙江司令朱瑞亦强烈反对黄兴为大元帅，说黄兴在武汉打了败仗。尽管同盟会陈其美、宋教仁等力主黄兴为大元帅，坚持同盟会的领导权，但黄兴崭露头角，其声望尚未居于统率全党的地位，尚未成为核心人物，还不能指望，由他来制御那些附和于革命党的旧官吏和地方缙绅。那立宪派人，也想猎取临时政府的权力，因而各持己见、互不协调的现象，屡见不鲜。 1911年12月13日，独立各省代表先后由上海、武汉齐集南京，开会选举议长，先后在日本、德国留学回国的浙江代表、34岁的汤尔和被选为议长；先后在日本、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的同盟会会员、30岁的王宠惠被选为副议长。并议决在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但是，情况有了变化。15日，胡瑛、王正廷来电：“务乞稍缓。俟唐、伍会商后再举，必得美满结果。此事关系极重，乞诸公极力维持。” 代表会议便承认上海选出的大元帅与副元帅，并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任之。“但是，黄兴因受到黎元洪和少数人的反对，坚不就职，并于12月17日通电力辞暂定大元帅，建议推黎元洪为暂定大元帅。黄兴看起来很谦虚，把政权拱手让给旧官吏黎元洪，他根本不知道，政权问题对革命党人是多么得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相让，否则，就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有叫花子才是最谦逊的。” 代表会议接到黄兴的来电后，在当天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驻武昌，黄兴为副元帅并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仍坚不就职，而代表会议的正副议长汤尔和、王宠惠，分别因病和议和而前往上海。代表会议另举景耀月为代理议长，并备公函，请黄兴速来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黎元洪终于争得了全国政权的中心位置，黄正、黎副的局面颠倒过来，便通电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职权。江浙联军代表李燮和去沪欢迎黄兴，赴南京组织政府。黄兴这时已获悉孙中山归国即将抵沪的消息，就延缓赴南京，等待迎接孙中山的归来。 孙中山正在美国募捐，他在丹佛城的一家报摊上，无意中买一份刊有革命党人占领武昌消息的报纸。但他没有立即起程回国，而是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他担心中国革命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象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 孙中山首先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支持。10月中旬，他参加了芝加哥同盟会举行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之后，在同盟会会员朱卓文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华盛顿，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请求秘密会晤，希望得到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物质援助，或者是坚持中立。诺克斯没有接见他。于是，他到纽约，秘密会见了日本驻纽约总领事小野幸吉的代表鹤冈永太郎，表示愿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后得到回答说，如果他肯改名，登陆或停留都可以。日本政府实际上拒绝了孙中山公开访日的要求。孙中山再一次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同意他不更改姓名而登陆，对中国革命示以同情的态度，他就改变原定经欧洲、印度洋返国的计划，而经日本回国，这样既可鼓舞革命军的士气，又可消除外界认为日本政府暗中庇护北京政府的疑虑，对双方都有利。日本政府对孙中山的这些话没有反应。 美国一些报纸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纽约时报》连续发表社论说：“孙中山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孙中山没有失去信心，他在纽约致伦敦的美国友人咸马里的电报说：“黎元洪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持久。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 两天后，孙中山由纽约抵达伦敦。他在同英国记者谈话时说：“倘国人召彼前往组织中央政府，以总理一席属之，彼必乐为效力。” 孙中山在老师康德黎家中得到中国成立临时政府，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消息，便于11月16日发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 孙中山去英国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想取得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谅解和支持。英国马克沁机枪厂厂主达耳生看到孙中山将来有可能当选为大总统，盼他订购武器与军火，愿意从中代孙中山同英国政府联系。孙中山便托达耳生向英国政府要求三件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于取道回国。 达耳生代表孙中山会见英国内阁外相格雷，孙中山所求三事皆得英国政府允许。但是，英国政府也向孙中山表明：“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的职位，——假如他能够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也就是说，英国政府既反对满清，也反对革命党掌权，只给袁世凯以支持。 孙中山清楚地知道，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将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他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现在英国外相既然公开向他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他就不得不放弃总理一席，而支持袁世凯了。 孙中山于11月21日由伦敦到巴黎，在巴黎又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他会见了法国参议院议员、外交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成员克烈孟梭。并在法国《世纪报》记者阿尔贝？梅崩、阿尔贝？米约陪同下，去法国众议院，会见议员阿尔弗雷得？马赛、吕西安？于贝安尔等人，向他们提出法国是否愿意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孙中山还会见了《巴黎星期报》、《巴黎日报》等报的记者，以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就建国任务和对外关系问题发表谈话，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 孙中山在英国和法国，都进行了筹款或借款活动，但都落了空。然而他却得出结论说：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 孙中山在巴黎同一些旅法的同盟会员胡秉柯、张翼枢等人会晤。他要胡秉柯代表他访问法国外交部。胡秉何在孙中山离开巴黎经马赛回国的那一天，访问了外交部，询问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孙中山后来任命张翼枢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国的全权代表。这时，胡秉柯已返回中国。 孙中山从马赛乘船经槟榔屿、新加坡等地，于1911年12月21日到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香港迎接。他们在香港就国内形势、应采取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胡汉民认为：清朝政府已人心尽去，所依赖的不过袁世凯的数万兵力；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不可信。他主张孙中山先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整训军队，然后举兵北伐。袁世凯虽有北洋军数万，但如向革命方面进攻，两三月内，未能摧破东南。而吾军已济，然后可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胡汉民劝孙中山不要去上海、南京。若孙去了沪宁，必被推戴为大总统，但无兵可用，而且号令难行，将无所作为。 孙中山不同意胡汉民的意见，他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广州其谓我何？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鄂即稍萌歧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以之委敌，所谓赵举而秦强，形势益失，我然后举兵以图恢复，岂云得计？朱明未局，正坐东南不守，而粤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辙？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260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汉民宜从我既行。” 孙中山对成立中央政府满怀信心。他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当今政策，莫大于此。” 胡汉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委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请廖仲恺返回广东布置一切，然后随孙中山同船赴沪。 孙中山回到离别16年的上海，受到黄兴、陈其美、黄宗仰、汪精卫等和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有些报纸宣传孙中山携带回大批款项，并买回三艘军舰，其驾驶皆为留英学生，因此，孙中山甫经上岸，许多记者就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 孙中山回道：“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孙中山到上海的消息传出后，已独立的各省纷纷来电表示欢迎。江西省军政府及全省军、绅、商、学各界的公电说：“大节抵申，赣省军民同为额庆。光复祖国，组织共和，尤感先生是赖，除已派代表在沪欢迎外，特此电贺。”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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