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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也与国民党军队配合默契,陆、水、空三管齐下,围攻新四军突围出来的零星部队。南京伪政府的绥靖部队,亦帮同协力,出动作战。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隐蔽在泾县蜜蜂桶山密蜂洞里,于3月14日凌晨,被叛徒刘原总杀害。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均遭惨无人道的残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新四军战死和被残害计7000余人。 蒋介石干了这桩血腥勾当之后,竟于1月17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已将“其全部解散”,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而对“剿共”有功的上官云相和第二十五军则各奖赏法币5万元。同时命令汤恩伯、李品仙20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的新四军。 是日晚,周恩来在重庆得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立即打电话向何应钦提出严重抗议。他愤怒地斥责道:“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当夜,周恩来义愤填膺,亲笔手书:“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翌日,周恩来将它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第七章 延安整风
日伪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拍手称快。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大好事!”伪国民政府宣传部发表谈话说:“救国必须和平,和平必须反共”,并呼吁重庆方面“明智之士”能同汪伪“同立于统一领导、统一国策之下,共同奋斗,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可见,皖南事变是日、伪、蒋勾结,共同反共的铁证。 苏联政府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十分不满。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对国民党驻苏大使邵力子说:“苏联人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高兴否?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崔可夫在重庆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蒋介石说:“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重庆对蒋介石说:“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之经济财政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英国发表评论说:“解散皖南新四军事件,只有日本最为兴奋。” 局势发展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在国内外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3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 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军部即在苏北盐城成立。全军7个师1个独立旅,9万余人。第一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第三师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五师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由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由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皖南突围部队编成,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 同时,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谈话,提出关于解决时局的12条办法: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又说:“如能实行以上12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说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 蒋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保证说:“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破产。 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作了检查总结,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而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时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皖南事变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思,实践证明,革命力量的发展,与客观条件有关,但主要取决于正确路线,取决于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影响了革命的发展。项英、袁国平领导的新四军,部队力量的发展比八路军慢得多,八路军发展了5倍,新四军才发展1倍,项英不听从中央指示,最后在皖南事变中,投入蒋介石的罗网。在党内,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还没有彻底清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指挥,通过王明等人还在起作用。王明在1940年3月公然再版了他在1930年11月写的《两条路线》(再版时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还在毒害一些人。抗战以来,党吸收了70万新党员,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虽然有革命热情和愿意接受教育的愿望,但其中不少人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常常成为不正之风滋长和蔓延的条件。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考虑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在9月10日的发言中,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指出,过去党内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会议确认在土地革命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党的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但王明却千方百计地推卸责任,拒不承认错误。 毛泽东4次找王明谈话,任弼时、王稼祥参加了前两次谈话,陈云和康生参加了后两次谈话。他们同毛泽东一起对王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希望王明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毛泽东在同王明谈话中,批评了王明以下几个问题上的错误: (1)在形势估计问题上表现盲目乐观。 (2)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在统一战线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 (3)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王明助长了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 (4)在组织问题上,王明在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常用个人名义打带有指示性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擅自用中央名义发表许多文件。 王明没有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他解释说,他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王明在10月12日突然宣布有病,从此便长期不参加中央会议和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王明有以下路线错误: (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开始了,从“九一八”以后则发展为路线错误。 (2)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 (3)王明到苏联后,虽然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有不同看法,但在形势的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同意的,并且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4)抗日战争期间,王明在负责中共长江局工作期间,在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 中共中央成立了高级学习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 全党整风从1942年初开始。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向全党发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