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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人家是‘匪’？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 高福源不禁大哭起来。 张学良听了高福源这番话，不由得流下眼泪，站起来拉着高福源道：“你回来很好，你说的很对，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谈得很好，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 高福源回到陕北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李克农又引高福源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紧握着高福源的手说： “高福源同志，你的情况克农同志都向我们介绍了。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 周恩来接着说：“你这一步走得很好，弃暗投明，把光明的火种引回东北军中，你是张将军部队里最有觉悟、最先觉悟的爱国军人。” 高福源激动得手足无措，木讷讷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去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谈判。毛泽东请高福源先去67军，安排好电台联络工作。 1936年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安全。” 李克农等先同王以哲等进行了3天的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恢复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以及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项协定。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就飞洛川会见李克农等，他们又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亲切会谈。张学良最后提出，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两人中推出一位再作一次会谈，谈判地在肤施（延安）。 4月8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李克农陪同下赴延安。 次日，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等5人在延安天主教堂举行会谈。 刘鼎是张学良委托李杜在上海找来的共产党员朋友。刘鼎是四川南溪县人，赴德国勤工俭学时，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共产党，后由德国去苏联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院学习、任教，兼东方大学中共支部书记。1929年回国，先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后调闽浙赣苏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尔后又改任兵工厂政委。红军长征途中他掉了队，由江西秘密地转到上海。上海地下党考虑到刘鼎是高级知识分子，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到张学良部做统战工作最适合。于是，刘鼎受上海地下党派遣，同国际友人斯诺和马海德一起，在张学良派去迎接他们的赵毅陪同下来到西安。 张学良同刘鼎一见如故，他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倾谈十多天，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张学良向东北军高级军官们说：“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 天主教堂会谈，双方都以恳切坦白的态度开诚相见。张学良首先坦率地说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认为中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他说，他两年前从意大利回国时，曾相信法西斯主义，因而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但这条路能否走通，他现在开始怀疑，向周先生请教。 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对张学良所提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反动主张。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他们同日本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主义，讲法西斯主义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力，只有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抗日才能取得胜利。” 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结束。双方达成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8项协议。张学良私人先拿出2万银元和20万元法币，支持红军抗日。 中共中央在与张学良建立联系的同时，也同杨虎城联络。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部属，他同共产党早有联系。早在1921年，杨虎城在陕北榆林就结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后来魏野畴担任了杨虎城的国民革命第十军政治部主任。1928年，第十军驻皖北，魏野畴便介绍当时主持中共皖北特委工作的南汉宸与杨虎城相识，他们两人一见如故，杨虎城遂命南汉宸为第十军革命军事干部学校校长，魏野畴任政治指导员。不久，南汉宸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在皖北策动暴动。杨虎城虽未参加暴动，但他以赴日本疗养为名，暂时脱离部队。临别前，他嘱咐参谋长孙蔚如：“南汉宸这些人都是靠得住的朋友，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多加关照。” 由于叛徒告密，皖北暴动流产，魏野畴牺牲，孙蔚如派人秘密地把南汉宸转移出去。1930年10月，杨虎城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便派人到河南开封，把南汉宸请来，委以省政府秘书长。杨虎城又释放西安在押共产党员潘自力、李大章、吕剑人、蒲子政等人，并资送一些年轻人潘自力、王炳南等到国外留学。1932年夏，国民党下令通缉南汉宸，杨虎城遂赠金送银，派兵连夜护送南汉宸去日本。 南汉宸在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即回到天津作党的地下工作。在杨虎城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期间，南汉宸派申伯纯去南京说服杨虎城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杨虎城从南京回到西安后，毛泽东派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去见杨。汪锋长期在西北从事革命工作，他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负责人以及红26军政治委员，十七路军的地下党员由他领导。他同刘志丹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抓起来，直罗镇战役后，汪锋从瓦窑堡被释放出来，毛泽东召见他，派他去西安同杨虎城谈判。
第三十二章 哭谏罔闻
汪锋受毛泽东派遣去西安，他化装成鞋铺的讨帐先生，头戴一顶毡帽，身穿一件阴丹士林布长袍，腰系蓝色布带，背着褡裢，一头装着算盘，一头装着帐本，当走到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被地方民团的两个便衣拦路搜查，把藏在长袍夹缝里的信搜出，他们看到信封上写的是杨虎城，立刻膛目结舌。 汪锋便呵斥道：“是谁派你们来随意搜查行人的！” “长官息怒，我们是奉县长党伯弧之命！”两个便衣一边回答，一连点头哈腰。 党伯弧早年曾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受汪锋领导，后来参加了十七路军，深受杨虎城信任。从长武到西安300多里，敌人的关卡、密探很多。汪锋心想经验”的因素。从感觉出发，经过“心理的经验”产生“物，何不请党伯弧设法把自己护送到西安，遂令便衣带他去见党伯弧。 党伯弧挑选了一名亲信带领4个兵，乘汽车把汪锋护送到西安。 汪锋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同杨虎城长谈3次。是时南汉宸从天津派王世英来西安，带着南汉宸的6项建议同杨虎城会面。汪锋、王世英同杨虎城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等协议。 不久，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选派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回国，进驻西安专门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自靖国军起，一直是杨的高级参议北非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主教。他把哲学和神学，与杨私交甚厚。 毛泽东又派他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杨虎城委以他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的公开职务作为掩护。 张学良、杨虎城各自秘密地沟通了同红军和共产党的关系。但由于蒋介石在西安派有特务秘密监视张、杨，蒋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到西安任“西北剿总”参谋长，蒋又派他的最得意的开门大弟子、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黄埔系的“十三太保”之第一太保曾扩情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直接向蒋介石密报情报，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也有蒋氏特务。张、杨两人虽然都分别同红军签订了协定，但彼此都隐瞒着，他们相互之间都还存有戒心，深怕张扬出去获个“通匪”罪名，尽管这样，彼此间已分明看出，张学良便派东北老乡高崇民到十七路军做联络工作。高在东北军中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张学良非常尊敬他，他来往张、杨两将军之间，杨虎城对他也很赏识。张、杨之间开始疏通关系。 一天，张学良对王以哲说：“我觉得杨虎城不会出卖朋友，干脆和他把话挑明，反正这一步迟早都得走。” 王以哲以赞成的口气回答说：“从某些迹象看，杨主任（杨兼任西安绥署主任）很可能和中共早就联系上了，这层窗户纸，以敝人之见早该挑破，多个伙伴也多条路嘛。” “好，就这样决定，请杨虎城到洛川去谈吧，西安城内蒋介石的耳目太多。”张学良请高崇民同杨虎城一起去洛川。 张学良为了避开蒋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务机关的注意，特意在“西北剿总”会议上宣布，成立“洛川前方指挥所”，便于他以“督剿”为名去洛川活动。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洛川都谈了心里话，他们决定：同共产党携起手来，联合抗日，共赴国难；对于蒋介石，采用刚柔相济，软硬兼施，逼蒋抗日。 至此，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国红军已形成了三位一体，联合抗日。中共中央派遣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作为红军正式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和杨虎城整训部队，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同时还派遣彭雪枫、朱理治等40多名干部进入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 周恩来先后给蒋介石、陈果夫和陈立夫写信，规劝他们改变“清党剿共”政策。他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