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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民国春秋+刘凤舞-第2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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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振武下车后，单独离走，后来雇了一头脚驴，骑到天津，尔后搭轮直驶香港人有伏尔泰、卢梭、霍尔巴赫等160余人。狭义指当时和狄，由香港出国。 吉鸿昌到天津后，隐居在法租界。11月9日，吉鸿昌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被蒋系特务击伤，送往法国医院治疗，由蒋引渡逮捕，解往北平。 何应钦为“冠冕堂皇”地杀害吉鸿昌，煞费苦心地搞了个“军法会审”。结果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者。何应钦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匆忙结束了这场“军事审判”的滑稽戏。 蒋介石令何应钦将吉鸿昌就地枪决。吉鸿昌毫无惧色，他踏上刑场，随手以树枝作笔，在地上写下五绝一首：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西北军将领任应歧同吉鸿昌一起受难，任对吉道：“我死了倒没什么，你死了太可惜，国家正用得着你！” 吉鸿昌皱起眉头，抱怨地说：“在这个时候，你干嘛还这样。”他又冲着执行的特务们说：“让他先走一步，我要送他一送。” 特务们答应了，枪响了，任应歧倒下去了。 吉鸿昌向特务们招招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也不能倒在地上，快搬张椅子给我！” 特务们不敢违拗，吉鸿昌端坐在椅子上，又说：“到前面开枪去，我的一切行为光明正大，我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看反动派的子弹怎样打死我！” 执刑的特务只好走到吉鸿昌的前面，面对面地举枪。吉鸿昌瞪起两只大眼，高喊： “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后，吉鸿昌直坐在椅子上牺牲，此是1934年11月24日之事。 蒋介石在南方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他总结前四次“围剿”不利的经验，古人云：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认为“利其器”是绝好的办法，决定在战前进行思想训练，拿出半年时间对官兵进行心理医疗。 4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上作了《剿匪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的讲话。次日，又在南昌科学馆对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发表了《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他说： “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饷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们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 蒋介石还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开了驻赣部队副团长以上军官大会，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嫡系将领都参加了会议，蒋介石作了《统军作战制胜之道》、《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讲话，还解释了所谓的“得胜歌”。蒋在讲话中极力鼓吹：“现在我拈出四句口号，望我们一般官兵，大家牢记：（1）受伤不退，被俘不屈。（2）生而辱，不如死而荣。（3）不成功即成仁，这是随时应当记诵的。（4）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果真被俘更要切记这一句话。” 会毕，蒋介石还同军官们拍了电影，这是蒋搞的一次心理战。 蒋介石返回南昌后，于5月中旬召集了政治训练会，作了《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今后应有之努力》的演说。 5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营，总管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及“剿匪”总指挥的任务。随后召开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是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诀》、《健全组织与宝贵时间》、《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议之心得与今后应有之努力》、《信仰统帅及战斗心理之重要》、《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等诸多报告。 蒋介石在紧锣密鼓的“剿匪”部署之中，专门在庐山开办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蒋自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聘请原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将军为首的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计划和讲授“剿共”的军事战术。自7月18日，训练团正式开训，至9月，先后办了3期，共受训了7500余人，大都是蒋的嫡系部队的中下级军官。蒋介石对教官顾问说：“这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 蒋介石亲自编写了《剿匪手本》作为教材。其书分绪言和6篇正文、绪言主要讲“剿共”4年，损兵折将，“反使匪势一天天猖獗起来，其根据本原因，就是革命军人主义不明，意志不坚等；以后要认识主义，发生真信仰”，云云。正文有“救民”、“气节”、“纪律”、“智勇”等篇，各有名堂，如言“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国维不张，国乃灭亡。今日赤匪，邪说充塞，故人欲横流，廉耻道丧，若不急起挽救，则国固不国，而人民且将沦为禽兽矣。”胡言乱语，不一而足。 蒋介石不仅为每期作了开学训词的报告，并先后作了25次专题讲话。 蒋军经过训练，果然面貌大有改观，确比过去狡猾、谨慎、机警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红军打埋伏，如何依靠堡垒与红军作战而很快缩回堡垒去，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察搜索与通信联络的工作等等。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在庐山脚下星子县举办了党政人员训练所，目的是要党政人员更好地推行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蒋亲自讲授了《党政工作人员须知》，要求党政人员具备“克己复礼”的人格修养，要他们做到为“剿匪”去死。 训练结束，蒋介石踌躇满志，调动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并于10月上旬在南昌召集“进剿”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将领会议，部署军事进攻。 蒋介石请德国的赛克特以及维撒尔、克雷伯尔将军和17个德国参谋部军事专家当顾问，采用持久战和碉堡战政策，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割，分进合击，战术上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四面包围，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绝不轻进。紧缩根据地，最后靠优势兵力寻红军主力决战，从而一举歼灭。 举世闻名的碉堡战术，即系此时所倡。 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因而，博古等人说，没有毛同志，我们干得不是更好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红军总司令部分开，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而把原来随军在前方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移至临时中央所在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委员。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主席职务由项英代理。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了，不久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 6月13日，中共中央局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发了一个长电，要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即分成中央军和东方军，实行“两个拳头打人”。要东方军先打闽西的19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地区进行牵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和南昌，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这个作战计划。后来被毛泽东讥之为“两个拳头分开来打人，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周恩来、朱德也不同意这样的作战计划，并二次致电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三令五申，要他们彻底地最坚决地执行这一计划。 军委命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东方军于7月5日入闽作战。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领导下，在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等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战士英勇作战，艰苦奋斗，仍然打了很多胜仗。 9月，一位年轻外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来的奥托？布劳恩，即李德。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员，因参加德国中部工人起义被捕，后越狱逃往苏联，加入苏联红军，晋升很快，任苏军骑兵师参谋长。后被送到陆军大学进修，1932年毕业后被派到中国来，当年秋来到上海，即经常和博古等接触。由于博古不懂军事，项英也不太懂怎样指挥打仗，在博古的邀请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意下，李德被秘密护送到中央根据地当军事顾问。博古便依靠他主管军事领导工作。若按共产国际规定，“顾问”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更无指挥权，而且必须听命于中共中央。但是，博古和项英竟放手让他掌握红军的指挥权，使他成了共产国际派的“钦差大臣”，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博古等人唯李德之命是听。这样一来，蒋介石请了德国人当军事顾问，博古也请了德国人当军事顾问，蒋介石没有把权力交给顾问，而25岁的博古却把权力交给了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用教科书中的条条和他在苏联红军中的作战经验对照地图，制定作战计划。李德年轻气盛，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他的作战计划，往往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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