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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着“誓死保卫苏区”、“誓死保卫瞿家湾”的悲壮口号，同敌人作最后决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甚至赤手空拳扑向敌人，咬着敌人的耳朵死也不放。此时，夏曦、杨光华考虑的是在撤退时如何处置被关押在瞿家湾地区的一大批“肃反”中逮捕的“犯人”。他们命令政治保卫局将1000多“犯人”押向洪湖，半数被枪决，半数被装入麻袋推进湖中。这些革命者没有死在沙场，却死在自己人手中。
夏曦、杨光华等已成惊弓之鸟，扔下后方机关和大批干部、群众不管，他们在红军战士保护下撤往江陵。蒋军惨无人道的血洗洪湖，一时间，血染湖水，尸横遍野，红军伤病员3000余人被敌人杀害，洪湖苏区几成无人区。退入江陵后，夏曦命杨光华随第7师行动，一方面筹军饷，一方面相机处理江陵、监利“肃反”中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光华在白露湖畔的陈张台亲自布置杀害100余名被诬陷的干部、党员。
红7师退入白露湖、三湖、菱角湖地区后，敌人紧逼而来。身为省委书记的杨光华临阵脱逃。他找到江陵县委书记李家芬，声言需要治病，索取了一批银元、衣物后，化装后逃往上海。杨在上海向临时中央写了篇洋洋数万言的奇文，粉饰夏曦，污蔑周逸群、万涛等一大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
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率红8师、红9师从浩子口进入荆门地区，在川军侧后牵动敌军。9月中旬，红8师、红9师渡过襄河，向鄂军侧后活动。不久又转到京山地区。
苏区中央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夏曦将红3军兵分两路，命红8师、红9师出击襄北，他自己率红7师等部构筑堡垒、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时，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去电报，谓：“红3军应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歼灭它的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
夏曦对挫败敌人的“围剿”完全失去信心，对中央局的电报秘而不宣，顽固地坚持其错误的作战方针。9月7日，敌军占领朱河。夏曦指挥红军向张金河转移，进入监利时，又同敌军遭遇，他命令红军突围，但又不能沉着镇静地组织撤退，以致人拥马踏，许多战士落入滔滔的河水。夏曦又将一大批地方党政干部强行遣散，许多人落入敌人魔掌，惨遭杀害。电台和报务人员也在混乱中丢失，从此通讯联络中断。
10月上旬，敌军各路“围剿”部队向根据地最后一块地盘江陵县沙岗地区合围。夏曦命王炳南、卢冬生率独立师掩护中央分局和省委机关向西北突围。夏曦这时到处寻找杨光华，后来才听李家芬说，杨光华要了一些银元和衣物走了，不知去向。夏曦大怒，但又无可奈何。便命李家芬代理省委书记，要他留在鄂西坚持斗争。红军独立师突围出去后，在浩子口地区又被敌人包围。经过一场浴血奋战，才突围出去，渡东荆河，向襄北转移而去，在大洪山区同贺龙、关向应部会合。
夏曦得知红四方面军已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后，便在枣阳王店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研究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不少人提出红3军开到豫西地区，甩掉敌人追堵，然后转移到陕南活动，再向汉中发展，待经过休整后，择机打回洪湖苏区。夏曦坚决反对，他说：“红四方面军可以放弃恢复鄂豫皖根据地，我们也可以放弃恢复洪湖根据地的计划，转移到湘鄂边去。”会议争论了一天，夏曦拍板定案：全军转移到湘鄂边去。他主张走近路，强渡襄河、长江，直插湘鄂边。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坚决反对这个冒险计划。长江号称天堑，襄河、长江这一段敌军已经设重兵扼守，从这里穿过，凶多吉少，没有成功的希望。他们主张红3军应寻找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方，先进入豫西，然后取道川东，再向湘鄂边开进。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夏曦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11月初，贺龙率红3军1．4万人，从随县以北出发，开始了7000里远途大转移。夏曦在艰苦的远途转移中，仍然一意孤行，进行所谓“火线肃反”，又诬杀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朱勉之、湘鄂西军委会参谋长唐赤英等。夏曦此时信任姜琦，让他担任政务处长。姜琦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在本子上，只要夏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红军边走边打仗，有时逮捕的人多了，就将这些人编成一队。在翻越秦岭南脉时，姜琦将100余名“改组派”用绳索连绑，每个“犯人”身上还要背上两枝枪和其它东西。这些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即使如此，夏曦还是下令，将100余人在一个夜间枪杀，只有一位卫生干部和两名年轻的副团长幸存。贺龙对夏曦捕杀十分不满，质问夏曦：“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
夏曦便起杀害贺龙之心，竟然带人将贺龙、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大怒，责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贺龙将自己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从身上掏出，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夏曦张口结舌，悻悻而去。他慑于贺龙在红3军中的威望，终于没敢动手。红3军转移到湘鄂边后，部队由1．4万人减少到9000人。1933年3月，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反对，进行第三次“肃反”，杀害了湘鄂西红军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段德昌、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等236人，不久又进行第四次“肃反”，杀害了红9师政委宋盘铭、红7师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钧等172人。
段德昌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在被捕前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便作诗一首：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被夏曦依重的杀人如麻的魔王姜琦，在第四次“肃反”中暴露了特务身份。
1933年初夏的一天，红3军侦察连长肖美成和军部张副官在鹤峰麻水附近捉到一个敌探。从他身上搜出了姜琦的密信，经审讯，敌探承认是受四川军阀郭勋指派，已数次同姜琦秘密接头。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十分尴尬，气急败坏地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姜琦被击毙，红3军除去一大害，干部、战士无不拍手称快。“肃反”扩大化使红军人员锐减，1934年4月，红3军只有3000余人，到了覆灭的边缘。
第二十章 卖命不讨好
蒋介石“围剿”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一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早在1932年4月，蒋介石就命心腹大将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剿匪”总司令，陈伯南为副司令。何应钦在南昌设立“剿匪”总司令部，并拟定了“围剿”的方针和部署，将“围剿”部队分为3路，中路军总指挥为陈诚，左路军总指挥为蔡廷锴，右路总指挥为余汉谋。1932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鼐、蔡廷锴、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命前敌总指挥陈诚率50万大军的主力中路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剿”。蒋介石的战略构想是谋求迅速歼灭红军主力，以3路军分途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犯，置主力于中路。1月27日，蒋介石由南京往江西督饬“剿匪”战事。他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发表训话，分析战况并说明军事准备，叫嚷：“完成剿匪任务，才不愧做一个江西革命青年。”1月31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剿匪”军事会议，重新决定“剿匪”的作战计划。蒋又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剿匪”军事。
不料，司令部外一声报告，张学良派来的特使要面见蒋介石，言边关事急，日军于1月3日攻陷山海关后，开始向热河侵犯，民族危机加深，如热河再失，平津难保，如此如何向国人交待？蒋介石沉吟半晌，无奈，遂电告张学良同意抗日。
50万“剿匪”大军闻山海关失陷的消息，驻足不前，侵略者杀进来了，中国军人为何不驰往北方前线，还在这里中国人杀中国人？有数万国民党军人对天鸣枪，表示愤怒。高级将领也要求立即回军北上打击倭寇，并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允许。冯玉祥也给蒋介石发来电报说：“譬如一家弟兄3个在家打架，外面有10个土匪打上门来了，并已打开了门进来了，这3个弟兄，还不住手，还要杀掉1个再来对付10个土匪，这样削弱自己的力量是什么道理？”
蒋介石把电报撕得粉碎，怒斥道：“我不是讲过多次了吗？日本的外来侵略不过是皮肤上渐惭溃烂的痛毒，匪共的捣乱才如同内脏里的毛病，是先治心腹大患还是先治皮肤病毒，你们难道没有脑子吗？”蒋介石督促5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中央苏区推进。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因处境恶化，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迁到中央苏区，1933年二三月间，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人员先后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王明控制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立刻把党政军全部权力抓到手里，他们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左”祸来临之后，一大批优秀干部受到打击。首先受害的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罗明曾在汀州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巧遇毛泽东住院，两人谈论革命策略问题，罗明非常赞赏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罗明出院后的第二天，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了传达，谭震林、刘晓、张鼎丞、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委员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