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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通过市民代表大会拉住资产阶级的办法，一开始便碰壁了。钮永建及资产阶级代表6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职务，其中有杨杏佛那样的进步人士。这表明，在推翻军阀之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固有的矛盾突出了。此时，市面流言蜂起，真真假假，不胫而走，什么市政府是C．P的，蒋介石反对；上总被白崇禧缴械了；工人要冲入租界。上海滩阴风飕飕，寒气袭人。
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他向帝国主义者表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当时，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里有数万名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员。蒋介石对沪上商界说：“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由鄙人完全负责。”蒋介石给帝国主义者、买办和资产阶级带来了福音。至于工人纠察队，蒋介石说：“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
陈独秀想通过军民联欢、输送在起义时缴获的枪械、补充士兵的办法，使当时比较左倾的薛岳部队能常驻上海，但机灵的蒋介石很快就把薛部调开了。陈独秀又决定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避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而市政府委员们已是终夜徨徨，莫知所适。蒋介石像个鬼魂似的纠缠着共产党人，陈独秀和特别委员会委员们曾设想过各种方案，以对付这个魔鬼，但觉得既不能战胜他，又不能摆脱他。因为蒋介石攻击的主要对象仍然是旧军阀，同时又压迫工农群众运动；他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但人们并不了解他的底细。陈独秀提出过反蒋问题，但却没有公开揭露蒋摧残工农运动的罪行，发动群众向他作坚决斗争。陈独秀又害怕公开反蒋而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陈独秀面前是个阴险狡黠、令人捉摸不定的对手，苦思焦虑的结果，除了工人纠察队固守自己的阵地，再也想不出良计妙策。陈独秀智穷力竭，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就在这个时候，万里之外共产国际发来了电报，指示中共“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卒进行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愤怒地把它摔在地下：“工人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数千支枪也许是可以隐藏起来，可数千名纠察队员藏到哪里去？藏起来就能避免斗争和屠杀吗？这是自杀政策。”也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从法国途经苏联，于4月1日回到上海。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被蒋介石、邓泽如、吴稚晖、钮永建、张静江、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包围起来，并连日举行会议。蒋介石等提出两件事，要汪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他们甚至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汪精卫原本是被蒋介石排挤出洋的，现在孤身一人在沪，不免心有余悸，而且他也不愿在蒋的麾下进行分共，他的目的地是武汉，因此他表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国民党中央的行动辩护。
会上发生争论，吴稚晖竟向汪精卫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汪精卫给弄得措手不及，毫无办法，连忙逃避，退上楼梯，嘴里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在场的人为之啼笑皆非。 4月3日，蒋介石发表通电，扬言“中正当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他又向工人纠察队表示“断无缴械之理”，并向纠察队赠送“共同奋斗”的锦旗。蒋介石设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
然而蒋介石的通电符合陈独秀过去的主张，党权、政权交与汪，军权交与蒋。处于困境的陈独秀本来就希望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现在他认为缓和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当汪精卫同他会晤时，汪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话向陈提出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陈独秀把宣言起草成之后，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稍后面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并说：“在大报上很久不见我的名字了。”《汪陈联合宣言》于5日见报。吴稚晖当面讽刺汪精卫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精卫十分难堪，众人不欢而散。汪精卫于6日秘密离沪赴武汉。
蒋介石所以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是因为情况对蒋并不利，除上海工人武装悉数为共产党控制外，国民革命2、4、6、8军等武装力量均已明确表态站在武汉政府方面，即便是蒋介石的心腹第一军中，也出现了严重“动摇”，第1师师长薛岳、第21师师长严重均有“左倾迹象”。而且军中不少中下级军官更是不服从调遣，甚至一些毕业于黄埔的军官，也成群结队来沪向“校长”质询，要求对发生的反共反工农行为作出解释，对此，蒋介石殊感沮丧，吴稚晖、张静江等相对欷殻А＝槭舻貌坏嚼钭谌室缘谄呔淞ψ魅χС郑扒宓场保突峒て鹁绫洌唤鏊恼龇锤锩苹岩允迪郑母鋈说匚灰簿歪пЭ晌Ａ恕！ �
李宗仁自打以“四校同学”结帮，自立门户的算盘落空后，唐生智越来越以两湖主人自居，根本不把李的第七军放在眼里。加上李宗仁在汉、浔之争中被视作“中间偏右”的立场，在当时武汉军政各界领袖争相表态的高涨革命氛围中，难免显得不大和谐。尽管当时武汉方面的一些要人，如邓演达、顾孟余、徐谦，乃至苏联顾问鲍罗廷都曾亲自7军军部，与李宗仁恳谈，但李宗仁经再三权衡之后，决意不再徜徉。
李宗仁班底的重要成员，包括与其拍手搭档的黄绍竑，家中都是有名的封建大族。李宗仁要是倾向于共产党，跟穷人站在一起，就会被他的团体成员视为不仁不义。北伐出征前，国民党中央派到七军的政治主任是共产党员黄日葵。李宗仁把黄留在后方，另行推荐了与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均有私谊的麦焕章担任七军前方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李宗仁反对在七军设基层党代表和政治部，除军党代表由黄绍竑自任外，只在军部设了个象征性的政治部。北伐出师后，黄绍竑党代表的印章干脆由李宗仁带着。
李宗仁早有反共的意图，但他单凭自身的力量，绝非共产党的对手，更不足以单独举起反共的旗帜。蒋介石在南昌已频频向李宗仁招手。为了使李不倒向武汉方面，蒋介石数度请白崇禧打电话给正在“迟疑”的李宗仁；“请德邻来！”又从江西大笔一挥，特拨款项20万元给七军作军饷，这笔厚饷无疑在李宗仁已经向右倾斜的天平上又添上了一个重重的砝码。3月18日，李宗仁由武汉乘轮东下，抵达安庆。次日，武汉国民政府代表郭沫若、朱克靖便也接踵而至，并随身携来了委任状与大印一颗，以武汉国民政府名义委李宗仁以第7军军长身份兼安徽省政府主席。但李宗仁以“政治非我所长”为借口，谢绝了武汉政府的此一任命。
郭沫若等离去不久，蒋介石亲自从九江乘军舰来到安庆，同样带去任命李为“安徽省主席”的手令。当蒋得知李拒绝了武汉方面的委任后，大为满意，笑着说：“你不高兴他们的作风，不接受武汉政府的任命，我现在来委你做安徽省主席吧。”李宗仁先是故作推辞，蒋窥出李意，连声道：“做安徽省主席你最适当，你现在不能分身，可以随便找个人暂行代理。”言下之意，安徽地区从此可以由李任意支配。如此这般，一笔交易达成。
3月27日，李宗仁应蒋亲邀，将所部暂托夏威、胡宗铎指挥，自己则乘轮东下，由南京悄赴上海。李宗仁来到上海，首先来到东路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白崇禧的龙华指挥部。白崇禧此时已下决心剿共，只因时机尚未成熟，暂且忍耐。故见李宗仁到沪，十分欢愉，两人立即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都认为此种发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两人当即一起去见蒋。蒋介石急于得到李、白相助的承诺，他一再问李“你看怎么样”。李对此心照不宣，乃主动献策：“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并当场表示：“愿将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的不稳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刘峙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刘峙将该师整理就绪，再将其调至沪宁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
蒋见李有如此表示，如释重负，当即照办，并请李、白致电两广，将黄绍竑、李济深邀至上海，共筹对策。 4月2日李济深、黄绍竑联袂到沪。是日，蒋介石、吴稚晖、何应钦、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等加上李、黄、白广西三巨头，一起在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臭名昭著的“龙华反共会议”，决定了“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会上通过了吴稚晖、李宗仁等所谓“国民党监察委员”提出“弹劾共产党的议案”。
他们在4月4日，又联名发出反共的“护党救国”通电，为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与此同时，李宗仁已饬令第七军于3天内赶赴芜湖、江宁，担负阻止武汉容共军队侵扰南京和解除南京附共部队武装的任务。于是被认为具有“亲共色彩”之第二军被令渡江至浦口，抵御直鲁军。程潜的第六军第19师被认为是附共部队，被全部缴械。蒋介石下令将刚由孙传芳方面投降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来上海，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