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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给予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警告处分，责其改正错误，限其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有不接受大会警告，是甘心背叛本党，即开除其党籍。唯念戴季陶为党奋斗有年，翊赞总理，改组本党，颇有勋劳，大会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大会还通过决议，继续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顾问。并赠送鲍罗廷银鼎一座，上镌刻“共同奋斗”4字。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时，由于张国焘坚持对右派的妥协退让，新当选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只有7人，即林伯渠、李大钊、于树德、杨匏安、恽代英、吴玉章、朱季恂，加上国民党左派朱培德、谭延辏У热嗽谀冢挥�14人；国民党右派、中派则有15人，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等右派都当选了。12个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占了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只有高语罕一人。
在这次选举中，原来在国民党内地位并不高的新右派头目蒋介石，竟一跃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接着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共9人：蒋介石、汪精卫、谭延辏А⑻菲缴健⒘植⒑好瘛⒊鹿⒏誓斯狻⒀钷税病＝槭那仔藕斡η盏毖∥虿怪醒胫葱形保鹿虻毖∥醒爰嗖煳薄＝槭诜炊晕魃交嵋榕傻亩氛校弊白笈桑说貌簧偕凰魑窀锩骶苤富樱涤幸徊糠志ǎ〉枚鞯氖だ诖蠡嵘媳甘芾裼觥Ｋ忠跃铝煨渥跃樱诖蠡嵘献髁烁髦忠俗⒛康谋硌荨！ 〗槭辉径晌竦衬诘匚缓芨叩娜宋铮氤露佬愣啻未蹬踅槭泄亍�1925年10月，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蒋介石手创有力的党军，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12月，陈独秀又在《向导》上先后发表了两篇吹捧蒋介石的文章，把蒋介石列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队伍，并把蒋排在汪精卫之后，称他是第二号左派领袖。苏联派遣来的军事顾问亚？伊？列潘诺夫，也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 历史上称此时的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的私人生活也开始放荡不羁，他和妻子高君曼感情破裂，高君曼去了南京，陈独秀另有新欢。
陈独秀在上海隐蔽起来，没人知道他住在上海什么地方，他每次到中央机关看文件，同志们用话引他泄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话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大家猜想他一定有个女伴，陈独秀同女医生施芝英同居。1926年1至2月，陈独秀便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人知道他的住址，也没有办法找他。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他报告了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他们也恐慌起来。一天天过去，都没有消息，大家近于绝望了，猜想陈独秀被秘密处死了。眼泪汪汪的张国焘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到这个下场。”
陈独秀“失踪”一个多月后露面了，他裹着一件大衣，缠着围巾。原来他生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的。同志们受了场虚惊，少不了要数落他，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家。 本来就支持国民党的共产国际，对于陈独秀吹捧蒋介石尤其注意。 2月上旬，联共（布）派遣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库皮亚克等10余人来华。布勃诺夫在北京会见俄国顾问，听取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汇报，然后同加拉罕一起去包头、张家口，会见冯玉祥。布勃诺夫认为革命阵线争取冯玉祥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苏联应以更大规模继续向冯玉祥提供援助。 在布勃诺夫同冯玉祥会面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工作报告中说：“有40万党员的国民党，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全中国掌权，而它却在思想上表示赞同我们，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说，国民党已经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城市民主派建立了联系，广州政府乃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的建议，批准国民党参加国际，并推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 然而，谁曾料到，就在共产国际会议闭会后的第5天，即3月20日，这位“名誉委员”在被誉为“典范”的广州政府所在地，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称“3？20”事件，这对中共和陈独秀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蒋介石原本不赞成国共合作，曾对孙中山坚持联俄联共，表示异议，但由于个人野心，又隐忍下来。为了表示对孙中山个人的服从与忠顺，他又竭力装出完全拥护的样子，借以骗取革命人民的信任，捞获政治资本。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使他的地位迭迭上升，权力不断扩大。他兼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重要职务，与国民党领袖相比，在军事方面，蒋介石比汪精卫强，拥有汪精卫所不具有的军事地位和实力；在政治方面，蒋介石比李济深、程潜等人强，享有李、程所不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响。野心谋求权力，权力助长野心，并以既得权力为杠杆，谋求更大更多的野心，这就是蒋介石发迹的法窍。 1926年2月，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偕谭平山暂时离开广州，去了北方，鲍的职务由另一名苏俄顾问季山嘉代理。季山嘉对蒋介石的阴暗反共心理有所察觉，对蒋的独裁擅权行为不满，竭力拉拢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对蒋进行抑制，这就加深了蒋介石的疑忌。右派头目伍朝枢、古应芬、王柏龄等乘机大肆散布谣言，说苏俄顾问和中共要“倒蒋”，广州市面上出现了称蒋介石为“新军阀”的传单，这无异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蒋早有反共的思想基础，已有疑忌之心。右派分子的挑拨煽动，使他有了机会发动政变。 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势力。 广州商团叛乱后，黄埔军校革命学生为帮助政府及时平定叛乱，联络广州其他各军校学生，发起组织青年军人代表会。不久，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蒋先云等决定将青年军人代表会改组为青年军人联合会，其主要负责人有黄埔军校学生蒋先云、李之龙、周逸群、徐向前、陈赓、王一飞、许继慎、左权等，在教职员有金佛庄、鲁易、胡公冕等，大都是共产党员。联合会在其存在的18个月中，会员发展到2万多人，成为革命军人中有明确宗旨、严密的组织、严明纪律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的革命团体。 黄埔军校右派分子王柏龄等为了与联合会相对抗，组织了“中山主义学会”。这些人打着研究中山主义的旗号，把右派分子集中起来。几个月之后，王以中山主义学会为基础，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王柏龄说： “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就是要和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划上一道鸿沟，尔为尔，我为我。” 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都是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贺衷寒、何应钦、陈诚、顾祝同、胡宗南、吴铁城、缪斌、冷欣、曾扩情、酆悌、桂永清、欧阳格、刘峙、陈肇英等。它是蒋介石豢养的反共反革命的团体。
孙文主义学会监视共产党员的行动，盗窃共产党员的文件，放出种种污蔑中伤共产党员的滥言，甚至挑起冲突，大打出手，酿成武斗惨剧。孙文主义学会会员、黄埔军校官佐林振雄同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李汉藩发生口角，林竟然拔出手枪向李开了一枪，幸未打中，当时引起大风潮。军校进步师生同声抗议林振雄枪击李汉藩事件。 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貌似公允，暗中却支持孙文主义学会，竭力加强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控制。
1926年2月2日，蒋介石装作协调两会关系，召集两会负责人开会，议定4条办法，利用孙文主义学会以加强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监视，把联合会摆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庇护右派，打击左派。蒋介石操纵孙文主义学会，阴谋策划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舰，它原是由永丰舰改名的，孙中山曾在永丰舰上避难，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中山舰”。蒋介石同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多次策划，散布说： “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蒋介石精心策划之后，于1926年3月18日，令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
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即派中山、宝璧两舰前往。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又将中山舰调回，19日下午6时兵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露械外出，经一昼夜”，“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
20日凌晨3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宣布广州紧急戒严，命令陈肇英、王柏龄、陈策、欧阳格、吴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