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刘凤舞-第1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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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他们的革命精神。五四运动的胜利，使戴季陶认识到这次运动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力量。加之各种社会新思想的流行，戴季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以他加入到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潮流中来，使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等把戴季陶视为同路人，一段时期内，密切交往，结为同志。但是，戴季陶又否认阶级斗争学说，歪曲地认为它给中国带来的必然是流血、屠杀以及国家的分裂和外族的入侵，所以他不可能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孙中山还在谋求中国革命的出路，也就使戴季陶歧路徘徊，难能两就，思想上处在无比复杂的矛盾之中。他回到广州，归依在孙中山手下工作。但在广州，也是心猿意马，不能安下心来。不久，就称身体有病，回浙江吴兴休养，把自己的住宅起名“潜园”，过起世外桃源的隐居生活来。　　1922年8月，孙中山在陈炯明的武力逼迫下从广州回到上海，戴季陶急忙抱病从吴兴赶到上海，同孙中山住在一起。　　9月，四川省长刘成勋派代表向育仁来到上海，带来了四川各将领向孙中山表示慰问之意的信函，并欢迎戴季陶回四川制定省宪。孙中山把四川的同乡、各党派统统请到自己的公馆里吃饭，说明他要特派戴季陶为代表，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回四川，劝告川军各将领通力合作，利用四川资源发展实业，让四川的经济走在中国前头，带动全国的实业发展，完成全国统一之大业。孙中山把这些人都召来，目的是扩大戴季陶入川的影响，让国人都来声援这一计划。　　戴季陶本来就想回四川一趟，为老母70大寿祝贺，这次他终得良机，为此兴奋不已，夜不能寐。他原本是一个好激动的情绪型的人，当他踏上返川的旅途后，过度的兴奋使心力剧衰，本来就是久病未愈，过度劳累，神经衰弱更加严重。　　戴季陶在他的秘书陈鸣谦、毛副官、当差以及向育仁的陪同下，登上轮船，逆流而上。戴季陶整日沉闷寡语，情绪不高，沉入对往事的反思之中。从离开上海那一天起，他精神一天恍惚一天，所有过去自己行为的缺点罪恶的影子，通通涌上心来。　　来到汉口，上岸作短暂休息。他们刚在旅馆住下，戴季陶就差茶房把近几日的报纸找来，他翻开《申报》，一眼就看到一条震惊的消息：“杨森在汉厂购步枪2000支，弹50万发。”戴季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杨森不久前在川战中败退鄂西，现在购枪弹意味着什么？戴季陶正在惊讶之余，向育仁过来告诉他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他在旅馆遇到几个四川同乡，都是川军各帮派的代表，这些人躲到汉口，策划再开四川内战。戴顿时惊呆了，假使川战重开，整个川省人民又将沦入火与血的苦海之中，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家乡，想到了母亲和亲人。戴季陶愤怒无比，立即和向育仁去见那些人，苦口婆心地劝他们放弃川战计划，千万不可再播战祸，但那些人根本不理睬。　　戴季陶心急如火，他和同伴立即登上招商局的快利船，星夜赶向四川。戴季陶心情坏到极点，苦痛之极，种种魔障缠绕，落到了一切假象当中，再也不能明心见性，一刀两段。再加上他看见四川战祸迫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军官政客，都聚在堂子里的鸦片烟灯旁边，筹划杀人放火的罪恶，什么政治实业教育问题，决不能引起他们半点注意，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戴季陶陷入了苦闷和胡思乱想之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行的人同他谈话，他一句都没听见，沿江的景色在他眼前如浮云飘过，他表情麻木，一副痴呆相。早上不起床，甚至连午饭都不吃。　　同行人发现了戴季陶的反常现象，恐怕出事，一步也不敢离开他。向育仁劝他：　　“大丈夫做人，当光明磊落，可做即做，不作即止。要做就要大刀阔斧去作，不做便放下来，万事通通不要去问他。忧愁烦闷是最无价值的。人非生即死，生死皆有价值，惟独忧愁烦闷，没有一点价值。”　　这番没疼没痒的话，自然没有说进戴季陶的心坎，他倒是把事业、生命一切都抛在一边，听得明明白白，他只觉得自己万念俱空，仿佛要超然于世，只渴望以死来解脱一切忧愁和烦恼。他强打精神冲向育仁笑笑，便默默不语。向育仁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对戴季陶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以为戴的情绪好了一些，就离开了他的房间。　　戴季陶的主意一定，反觉格外轻松，他整个下午面容一改往日那种愁闷的气色，甚至显得有些激动。晚上，戴季陶、向育仁、陈鸣谦在舱房里谈天说地，一直到11点多钟才散去。　　向、陈回房睡觉。　　戴季陶在向育仁离去后，感到心里一阵阵躁动，便独自一人来到甲板上，走到船尾，凭栏浴风。偶尔的汽笛声给幽静的黑夜增添了神秘诱人的色彩，江岸低矮的黑影和船舱灯光照亮的翻着的江水似乎给他一种启迪，仿佛是有个神秘的声音在召唤着他，他扶持着冰冷的铁栏杆，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江中。　　第二天天亮后，向育仁、陈鸣谦发现戴季陶不见了，于是满船寻找，没见一丝踪影。向育仁分析了戴季陶从上海起程后的精神状态，知道大事不妙，便逐个询问乘客及服务员，终于有个乘客支支吾吾地说：昨晚看见有人投江，因为信迷信，害怕落水鬼来找他，所以没敢声张，也没告诉任何人就回舱睡了。　　向、陈二人听了，如雷灌耳。他们急忙向船上的水手寻问此段江水方面的情况，推测戴季陶投江地段大概在宜都境内。从枝江到沙市，长江渐渐进入平原地区，水流逐趋平缓，素有“九曲回肠”之称的荆江河道，有个大回水湾，凡是上游漂下之物，必定要在这个回水湾浮起，因而俗称“收尸湾”。于是，向育仁等人在宜昌上了岸，向派陈鸣谦以及毛副官、当差等人，沿江面而下，到枝江去寻找戴季陶的尸体，又托宜昌官厅通电沙市团防军警沿途寻访，自己则住在宜昌，一面准备为戴季陶办理后事，一面电告上海、成都、重庆。　　戴季陶投江沉下水去，又浮上水来，喝饱了江水。但他冻僵后，不久就遇救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户乡民的天井里，有十几个男女围着他，身下垫了一层厚厚的稻草，身上盖的也是稻草和破絮，一个老翁喂给他一碗酒，让他暖暖身子，并且在周围烧着稻草为他取暖。　　戴季陶心里明白自己被他们救了，但他全身疲乏，一点劲也没有，没说一句话又昏睡过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九、十点钟才彻底苏醒过来。救他的是位慈祥可亲的老人，这位老人款待了戴季陶午饭后，把他送到枝江县城一位亲戚家里。老人的亲戚热情接待了身着花缎薄袍的戴季陶，递给他一张像是前清翰林院用的大红名片。戴季陶便知这位颇有派头的人名叫杨开锃，是当地码头颇有势力的当家人。　　当晚，戴季陶在杨开锃家住下，第二天下午1时，杨开锃送戴季陶乘开往沙市的轮船，突然发现戴季陶的秘书和副官从这艘船上岸，戴忙与他们相见，方得知他们是来寻找他的尸首的，双方不由得惊喜交集。　　戴季陶投江自杀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国民党人和戴季陶的好友都很伤心，戴夫人、戴公子及孙中山和戴季陶在成都的高堂老母更是悲痛欲绝。当得到戴被救生还的消息，又惊喜万分，纷纷举怀庆贺。《申报》、《大公报》等国内大报也纷纷连续报道了戴季陶报江自尽继而生还的消息。有的知名人士还为戴季陶写了悼诗和贺诗。事后，戴季陶得知，特地将悼诗和贺诗全部讨去，专门装裱成幅屏条，挂在屋内，以示不忘此事。　　戴季陶在成都八方游说，希望军阀们以民为重，以国之大业为重，遵从中山先生的意愿，尽早停止战争，让人民安居乐业。一连数月，他讲得口干舌燥，军阀们依然故我，根本不把戴季陶的劝说放在眼里。他们总是客客气气地迎入戴季陶，一番许诺后远送客人。待戴季陶刚一转身，他们又一头扎进密室，谋划起新的战争灾祸来，到后来，他们几乎讨厌见戴季陶了。他几个月的游说付诸东流，兵匪战祸，烧杀奸淫掠抢，日日月月连绵不绝，川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孙中山没有忘记远在成都的戴季陶，他把戴季陶列为实施联俄联共政策的参议员，希望自己的得力助手仍如往日一般在他左右出谋划策，又指定戴季陶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5委员之一。　　戴季陶回到上海，得知早已和他分道扬镳的一些共产党人已被孙中山吸收加入国民党，其中有些人如陈独秀等曾是和他交往很深的朋友，心中很不是滋味。与共产党合作，是孙中山的决心，戴季陶不能违背。　　孙中山于1923年10月25日，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宣布特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等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筹备工作，接着又聘请鲍罗廷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并请他起草国民党的章程。　　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名义，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要借国民党之驱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内里藏阴谋，并对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动机表示怀疑。　　孙中山见此上书，大怒，立作批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邓泽如、林直勉等人不顾孙中山的批评，反而趁国民党海外代表齐集广州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