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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失败，不许成功。” 南方代表团提出停止参战借款、陕西战事，取消参战军、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 由于北方缺乏诚意，南方代表团遂宣布从26日起停止正式会议，改为谈话会。28日，唐绍仪向北方代表团提出要求陕西停战及撤换陈树藩等三项质询，限48小时答复。北方代表团致电北京政府请示，未得回答，于是于3月2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总辞职，会议中断。 吴佩孚与长江三督呼吁重开和谈，全国也出现了抢救和平之声。美、英、法、意四国公使，也联合劝告北京政府恢复和谈。北京政府只好回电慰留北方和谈代表。4月1日，陕西停战。4月7月，南北和谈重又恢复。 重开和谈，争论的焦点是国会问题，南方代表要求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北方代表则要维持安福国会，南方代表根本不承认安福国会，于是北方代表从4月29日起，装病不到会。 就在这时，国内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难，领导“五四”运动的领袖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第二十一章 “三大主义”
陈独秀于1915年6月中旬从日本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楼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团聚在一起。20日，老朋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 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出版。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苦苦的沉思、求索，所获结论是：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这是他办杂志的原因。 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将杂志名称改为《新青年》。陈独秀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便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他“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他提出6项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6项标准的主线是科学与民主。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所谓民主批判了黑格尔之后的整个德国哲学，第一次全面地阐明了唯，它的对立面便是封建专制，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1916年秋冬，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发动了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主将是陈独秀，急先锋便是留美学生胡适。 胡适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仑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获博士学位。 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来往，便成了好朋友。 陈独秀同胡适建立联系，是通过老朋友汪孟邹的帮助。汪与胡是同乡，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12月13日，汪再次写信给胡适，重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1916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比他大12岁的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胡适认为，国语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则是一种活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文学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国人为大能事。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请他在课余之暇，为《新青年》多译那些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胡适在这封信中提出了文学改革的8条意见。陈独秀虽然表示赞同，但觉得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不够坚决。因此他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新青年》。 胡适接信后，对8条意见略加修改和阐述，命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立即把它发表在《新青年》上。胡适从此便成为全国文学改革的著名人物了。 1917年1月，陈独秀进京，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个偶尔的机会，去年11月26日，陈独秀为了募集资金，使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合并为公司，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同汪孟邹同车赴京，下榻在西河沿中西旅馆。他在琉璃厂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学主唐诗的教授沈尹默，由于昔日陈独秀曾讥议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使沈尹默立志书法，终于成为一代书法泰斗，由此两人得以相识。沈教授便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入北大任职。 蔡元培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一同治理北大。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在1905年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他有一种不忘的印象。现在又看到陈独秀主编的10余本《新青年》，决意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月薪为300元，允许他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 陈独秀白天四处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来看他，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蔡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而陈只是个秀才，蔡礼贤下士风度诚然令人敬佩。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当他看到蔡是那样的诚恳待他，又答应把《新青年》搬到北大办，便答应回沪稍稍整理即来北京。 陈独秀在携眷去北京之前，对原岳王会友人岳相如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3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宣布“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元培对于这些攻击，态度鲜明，驳斥有力。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章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独秀的人也站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教授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章太炎先生之下。 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陈独秀就职后，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间会客。 同年7月，胡适毕业回国，陈独秀立即推荐他到北大任教，经蔡元培同意，9月10日即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 不久，陈独秀的好友李大钊也来到北京大学。 李大钊在1916年5月从日本回国后，暂留居上海。他经常到陈独秀那里，策划新文化运动。8月，李大钊应汤化龙的邀请，前往北京主编《晨钟报》。汤化龙原是李大钊的校长，又资助他东渡留学，但汤与袁世凯勾结，支持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为世人所不耻，后来才转变了态度，跻身讨袁护国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钊接到汤化龙邀请他去京创办报纸之时，不愿从命，经同学白坚武一再劝说，才决定利用报纸，为再造青春中华大造舆论，出任主编之职。 《晨钟报》是宪法研究会的喉舌，社址位于丞相胡同，紧挨着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祠庙的一个大院里。李大钊经过紧张筹备，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公开申明《晨钟报》的宗旨是：唤醒民众觉醒，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他号召青年“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晨钟报》刚刚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当权者，汤化龙对此不满，说李大钊把《晨钟报》办成了一份过激党人的报纸，要求李大钊改弦更张。 李大钊不肯违背信仰，决定辞职，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辞职声明，便扬长而去。从此之后，他被《宪法公言》聘为撰稿人，继续著文，抨击黑暗的时弊。 1917年元月，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钊寓所，请他出任编辑。李大钊且喜且忧，喜的是他又有了一个阵地，很想立即去供职；忧的是老友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使他犹豫不决。于是他便问章士钊： “行严先生，《甲寅日刊》是否可以抨击腐败的时政？向甚嚣尘上的孔家店投枪？” 章士钊答道：“批判孔丘，防止复辟，我赞成；对于政府的黑暗之处，阁僚们的私下争斗，我也是深恶痛绝。” 经过一番交谈，李大钊终于表示：“好！我即日就走马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