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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通电的当天，便从衡山撤兵。傅良佐急电朱泽黄部和李传业部回援长沙。但不待两路军队赶到，傅与代理省长周肇祥就在当晚携带印信乘坐军舰逃离长沙。湖南人民发出“赶走北兵狼子”的怒喊，北军陷入了草木皆兵的境地，长沙一片混乱。 护法军在北军撤出衡山后，向北推进，连克湘潭、株州，直趋长沙。北军节节败退，王、范被迫逃往岳阳。 湘军第1师师长赵恒惕抢先进入长沙，湘军总司令程潜随之赶到长沙。次日，湖南各界公推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 1917年11月24日，程潜就任湖南省长职，但桂系谭浩明立即反对，程不得不解省长兼职。12月12日，谭到长沙，宣布自己“暂以湘粤桂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 护法联军占领长沙后，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和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坚持响应“四督”停战主和的号召，反对进攻岳州，力求与北京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因而前线陷于停顿状态，出现了不战不和、不进不退的微妙局面。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主张乘胜追击，进攻岳州，会师武汉，直捣幽燕，将护法战争进行到底。 鄂督王占元为自存计，从主和变为主战，北洋军阀开始向鄂西的荆、襄宣布独立的鄂军石星川师和黎天才师进攻。谭浩明电请北京政府停止进攻荆、襄，否则南军将进攻岳阳，以为报复。湘西军民纷纷要求开往鄂西，与湖北自主军战斗在一起。 1918年1月上旬，湘军总司令程潜于新市连续召开军事会议，拟订攻岳作战计划，决定：湘军赵恒惕师第一旅和陈嘉佑之独立第3旅进攻托坝、西塘，为主攻；林修梅旅进攻筻口，为助攻；桂军韦荣昌部及陆裕光部各自佯攻坡塘和新墙、小桥岭，以牵制正面之敌；刘建藩部担负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机策应赵恒惕的主力部队；吴剑学、李仲麟部为总预备队。定于1月16日分兵进攻岳州。 湘军为解放故乡、保卫桑梓而战，士气大振。1月23日拂晓，护法联军开始五面攻击岳州。湘军右路和中路首先迎击当面之敌于托坝、后唐，然后乘胜推进到白湖瑕，威胁北军的防御重点乌江桥；左路林修梅旅攻战筻口、花山。守岳阳的北军总司令王金镜的第2师、李奎元的第11师、王汝贤的第8师、范国璋的第20师，都是直系主和派或亲近直系的部队，他们不愿与南军血战而毁灭自己，让皖系军队坐收渔人之利。 24日，湘军集中兵力攻击江桥。25日，包围乌江桥，26日攻康王桥。北军不支，湘军长驱而入，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命令放火焚烧后退出。1月27日上午，联军占领岳阳，俘敌1300余人。 联军攻克岳阳，西南各省人心振奋，纷纷要求乘胜进攻武汉。湖北第1师师长石星川、襄阳镇守使黎天才、第3师师长王安澜宣布独立护法后，他们彼此配合，共同成立湖北靖国军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当时鄂省北军主力都集中在荆、襄，同黎天才起义军大战，武汉空虚。如果南军乘虚进取武汉，与黎天才护法军会师湖北，将使南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但桂系军阀不从大局出发，旋即与直系军阀秘密勾结，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夺取岳阳，各得其所，双方均应适可而止，转战为和，迅速召开和平会议，谭浩明下命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境一步，又把护国军第二路林俊廷部调回广东对付广东方面的国民党。这样进攻湖北、直捣京畿的大好时机，就被桂系军阀断送了。 桂系军阀对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一开始就采取听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后来更发展到公开进行破坏。广东代督莫荣新杀害了孙中山任命的潮梅前敌司令金国治，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的连排长及卫士多人，任意枪杀。孙中山派人到各县招收民军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莫荣新得到消息，通令各县指这些招兵人员为土匪，一律就地枪决。单是增城一县就有69个招兵人员被杀。孙中山在困难的环境下，想另求发展，准备自己带兵打福建，桂系又不肯给以物质支援。广州又有两个招兵人员被捕，孙中山立刻写信要求保释，莫荣新连信也不回就把这两个人枪决了。孙中山忍无可忍，决定不顾一切和桂系硬拚一下，把莫荣新赶出广州。
第二十章 炮轰观音山
1918年1月3日晚，孙中山率领亲信将领及少数警卫部队，亲登同安、豫章两舰，驶到中流砥柱炮台指挥开炮，向督军署所在地观音山轰击，同时命令朱执信促李耀汉、李福林等同时发难，许崇清、邓铿、罗翼群协助陈炯明响应举事。孙中山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续发70余发。除李安邦巡舰不时向长堤桂军机关扫射外，陆上部队全无响应。陈炯明认为此举“冒险”、“轻率”，按兵不动，袖手旁观。滇军虽经大元帅参议刘德泽运动，但因第4师师长方声涛、旅长朱培德、张维新等极力反对，亦不能行动。其他部队则表示中立，徘徊观望。莫荣新先得密报，接受其参谋长郭椿森的献计，采取“不理睬”政策，电令熄灭灯火，不许还击，同时打电话到海珠的海军总长办公室，请程璧光迅速进行调处。 程璧光一向反对广东内部破裂，他不同意炮击观音山。他接到莫的电话后，急忙派海琛舰向豫章舰、同安舰传达“停止炮轰，开回省城”的紧急命令。这两艘军舰起事后得不到陆军的响应，势孤力薄，又接到上级长官的命令，只得开回省城。 炮击观音山的第二天，各界要人及国民党一些元老们，对这一事件主张进行调解。孙中山向桂系提出5个条件： （1）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 （2）承认大元帅有统率军队的全权。 （3）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 （4）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 （5）广东外交人员由政府任命。 莫荣新表示，1至3条须向陆荣廷请示；其余两条修改为“须得军政府同意”。这等于一条也不接受，但是，莫荣新故作姿态，装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亲自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道歉问疾，并答应接济元帅府卫兵月饷2万元，又循孙中山之意，派罗诚为广东交涉员，且受军政府任命。 1月9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招待军政及工商各界代表，说明炮击观音山的事实经过，揭露桂系的真面目，指出军政府成立以来，由于地方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致形同虚设，贻误讨逆战机。他表示这次炮击观音山，莫督军既未还击，又能接受条件，军政府有了生路也就不必苛求了。 时人称孙中山炮击观音山为“炮打莫荣新”，既打击了桂系军阀的嚣张气焰，也提高了军政府的威望。 但是，军政府越来越陷入困难境地。陆荣廷和唐继尧采取“虚与委蛇，敷衍中央”手段，不愿就任元帅职务，以便把孙中山架空，让孙中山在广州有府无军，有政无权，当一个光杆大元帅，使军政府形同虚设；继而密谋策划另立西南各省联合会议，与军政府分庭抗礼。 1月15日，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议在广州成立，推岑春煊为议和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20日，莫荣新等13人联衔通电公布《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 孙中山开始对陆荣廷、唐继尧等成立西南联合会议的目的并不清楚，后来才得知西南联合会议的幕后操纵者是蛰居上海的岑春煊。岑暗与冯国璋勾结，不仅插手南北和谈，而且暗以西南联合会具备南方政府之雏形。有了这个西南联合会，他就可以排斥孙中山而充当西南各省的盟主。李烈钧也密电唐继尧透露说：“岑意只好由联合会议推为军事总代表，将军政府无形取消。” 这个独立于军政府之外的西南联合会议的出现，终于使孙中山逐渐清醒，表示反对。孙公开宣称联合会议于约法无根据，为“督军团”之第二。章太炎也通电怒斥岑春煊等为“倪嗣冲第二”。忠于孙中山的滇军第3师师长张开儒也指出：“组织名虽为联合会议，其内容实为合议政府。”由于孙、章等人的及时揭露，各省代表、非常国会以及各界有识之士的一致反对，加上伍廷芳、程璧光拒不受职，西南联合会议终于流产了。 西南联合会议刚收场，改组军政府之议又起。在岑春煊的策划下，政学会国会议员杨永泰、郭椿森、汤漪等采取威胁利诱手段，联合吴景濂、褚辅成等倡议改组军政府。程璧光不明真相，表示赞同，并以调解人身份，在孙中山与陆荣廷之间极力疏通。但是，程璧光又被孙中山说服。 陆荣廷看到，孙中山有海军总长的支持，想挤走他不易，于是密令莫荣新设法除掉程璧光。2月26日这天，正是龙灯会，程璧光在广州海珠码头被刺杀。 4月10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出席者60余人，由于桂系和政学会议员运动的结果，赞成改组军政府组织案的达40余人。居正、邹鲁、马君武等反对改组，屡欲起立发言，均遭无理禁止。田桐在沪上书孙中山，报告在沪议员反对改组军政府，联名致电非常国会，提出挽留大元帅。 次日，孙中山邀全体国会议员至军政府，发表义正词严的谈话，表示：“今日余个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 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召开，出席议员80余人，赞成改组军政府者40余人，超过半数4票通过。孙中山当即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国会，并通电辞职。 5月7日，留沪国会议员林森、田桐等27人，通电要求挽留大元帅孙中山，不许其辞职，并要求延期改组军政府。但留粤国会非常会议竟于18日三读通过军政府组织法12条，变大元帅制为政务总裁制。 20日下午，国会非常会议举行总裁选举会，出席议员120余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