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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民国春秋+刘凤舞-第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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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年，陈独秀的祖父逝世。此后，家里给陈独秀请过好几个塾师，他都不满意。到十二三岁，陈独秀便由大哥教他读书了。大哥的脾气与祖父恰好相反，是个老好人。他了解弟弟的脾气和爱好，知道陈独秀不喜欢八股文，除教他研习经书外，就教他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编选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陈独秀初读《昭明文选》时，也有点头痛，但没多久就读出味道来了。 但是，那个时代读书人唯一的“正道”是走科举道路，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然后做官当老爷，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但凡走这条路的人，必须把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和学会做八股文，因为科举制度的第一级秀才和第二级举人的试题，都以四书为限，答卷必须用八股文的格式撰写。 由于母亲严命不喜欢八股文的陈独秀学习八股文，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直到陈独秀17岁时，在县考前的一两个月，大哥才硬着头皮对弟弟说： “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 可是弟弟心里想的还是《昭明文选》。大哥对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 县考，府考陈独秀都通过了，但名次都考得很低，剩下最后一关是院考，院考及格以后才是秀才。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要去考同他格格不入的四书，还要做一篇他看不起的八股文，本来想必将是名落孙山，然而结果却完全相反。 到院试时，发下了卷子，陈独秀一看试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便马上决定对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把《文选》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的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陈独秀回到家里，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小时一声不响。他看见大哥这种失望的情形，才觉得有点难受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连陈独秀自己也没有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院试结果，他中了第一名秀才。 他为了了却母亲的心愿，便着实准备乡试，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一番。 18岁的陈独秀同大哥一起离开母亲，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这时正值夏日炎炎。 乡试共3场9天，陈独秀在大哥带领下，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竭尽气力，从人丛中挤进考棚。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10多丈长的号简，都有几十个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警察的岗棚大小，棚顶很低，高个子站在里面要低头弯腰，科举出身的人都要尝尝“矮屋”的滋味。“矮屋”的三面砖墙砌得七齐八不齐，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的，考生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晚上睡觉也在那里。这年南京奇热，大家都把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空气不流通，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 有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条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这位摇头晃脑、利欲熏心、丑态百出、“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呆看了一两个钟头。陈独秀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象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发表的文章有些道理。这一连串的联想便使陈独秀的立场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方面去。 这次乡试，陈独秀名落孙山，没有考中举人，但他不仅不感到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决不再进“矮屋”应试。他回到安庆后，对当时反康梁派的言论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梁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斥陈独秀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自此，陈独秀开始涉足于政治活动了。 陈独秀关心国家大事，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他对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心急火燎，如“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陈独秀的这篇文章7000余字，他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渚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陈独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热爱祖国之心。 许多富户人家托人说媒。安庆统领高登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高晓岚，小女儿高君曼。将长女晓岚许给陈独秀。1897年冬，18岁的陈独秀和21岁的高晓岚结婚。按照封建婚姻的观点，这对夫妻可谓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 高晓岚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出身将门，却目不识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嫁到陈家，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虽然没有文化，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她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延年，次于乔年，三子松年。 陈独秀和高晓岚本是包办婚姻，如果说他们婚后有一段时间的爱情的话，而过了这段时光便发生了动摇。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后来陈独秀东渡日本留学时，欲借夫人10两重镯作为游资，夫人坚决不肯，故此时常吵嘴。 陈独秀结婚的第二年，即1898年，就被嗣父陈衍庶带到东北沈阳，留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1899年，陈独秀得知生母生病，便同大哥一起匆匆南下，等他们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 哥俩在家住了不久，又一起北上。哥哥到辽东道候补，弟弟东渡日本留学。 1901年，陈独秀到达日本东京自费留学，入东京专门学校。在未正式入学之前，先在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 陈独秀一到东京，首先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学说。这对陈独秀不啻是大旱后之甘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新学说。当时留学生自办的杂志《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政治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特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等。这些巨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时锐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指针。陈独秀是很爱读这些名著的。 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社，它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励志社的社员分为两派，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即革命党。陈独秀和张继等参加了励志社，但不久便脱离了。 1902年春，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了安庆。这时安庆的一些青年志士原来主张维新的，现在认为非集合群力，启发民智，不足以图存。于是陈独秀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日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传，闻者兴起，陈独秀是演说的首倡者，为当局所忌恨，他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 1902年9月，陈独秀到达日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学习陆军。这年冬天，陈独秀和秦力山、张继、苏曼殊等人发起成立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是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 陈独秀这时已由康梁派转向革命派。1903年3月的某日晚，他和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人，闯入清政府派往日本的学监姚惕的住宅，他们对姚阻挠留学生学习军事不满，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 “纵饶汝头，不饶汝发。” 于是，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 他们把姚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于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 事后，姚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方，由日警捕人，陈独秀、邹容、张继3人于4月间被迫返国。 陈独秀同潘赞化回到安庆后，联络葛温仲、张伯寅等人，筹组安徽爱国会，举办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庆地区的革命运动。陈独秀在演说会上高声说道： “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 参加演说会的有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二公学学生约300余人。演说会群情踊跃，气象万千。陈独秀提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立经全体赞成。大会又决定爱国学社附设《爱国新报》，并公推陈独秀、潘赞化等7人立时起草社章。 陈独秀即出示爱国学社社员名簿、宣言及宗旨，当场有126人入社。爱国学社的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社员规则中定有本社凡出版书报，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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