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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年中学未毕业便辍学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一份工作，挣些钱奉养母亲和姑姑。
辍学后的启功，一面教家馆挣钱补贴家用，一面急于谋求工作机会。他向祖父的老门生说要找一份工作。老门生批评他说：“没出息，你不上大学、出国学习吗？”启功没敢当面回答，心里说：“还上大学、留学呢，我的母亲和姑姑谁养她们呀！”这时启功拜了贾羲民先生和吴镜汀先生为师学习绘画，想当个画师。可是当画师也不容易。这时候的启功，真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升学放弃了，而小职员仍然当不上。他常说：“奇怪的是，如果当时有个小工作连续干下去，也不会有后来的节目可演了！”
求 学（1）
启功念过小学，中学也未毕业，他怎么能够成为根底深厚的大学问家呢？这在许多局外人看来是一个谜。
启功小时候受的是封建家庭束缚式教育，家教很严，每天早晨起床后，首先要给曾祖父和祖父请安，他被告之，对待长辈老人要讲礼貌，对待年幼伙伴要谦让，这些教导对他一生做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上的启蒙教育是从姑姑那里学习识字开姑的。姑姑把纸裁成小方块，写上人、手、足、日、月、天等常用字，每个方块上一个字，每天教新字，写完一百张包成一包，记住学习顺序，念的时候就成了一套。长大一些开始练习写字，描红模，写影格。祖父写出字来，让他在上面蒙上一层纸，照着下面字影写。那时候要写字不是为了书法艺术，而是为了巩固已经认识的字。三四岁上私塾以后，每天要写一篇大字，后来上小学，也有写字课，都是为了巩固所认过的字。启功还记得，小时候看见祖父教叔叔读书的情景，可以用念、背、打三个字来形容。叔叔自己先念，然后背过身去背书，叔叔被揪着小辫背书心里怎么能不紧张，背错了，就被祖父打一下。但是，祖父对启功却没用过这种严格方法，而是循循善诱用讲故事的方式教他读书。启功回忆，他从五六岁起读《论语》，稍后读《尔雅》，再后读《孟子》。祖父给他讲《孟子》里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的问答等等，讲梁惠王这如何那如何，齐宣王说什么讲什么，启功听着大感兴趣，也渐渐明白了古书上的句子，并非都像咒语一样的不能懂，常常加了一两个字或换了一两个字，就跟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了，没什么神秘！他说这一点幼年的感觉，到今天还影响着他，觉得“今之汉语，犹古之汉语也”。
十几岁从吴县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习作诗词文章。做古典语文的基本训练，已有了超出一般水平的基础。先生说：“你现在不能从头读经书了，但经书是根底，至少是应该知道的常识，稍后再读。现在先读些古文。”于是教他找了一本木版木刻本没圈点的《古文辞类纂》，先从柳文读起。怎样读？启功说，我以为先生一定会给我每句讲讲，谁知不然。先生在选出的篇题上点一个朱笔点，一次选几篇，说：“你去用笔按句加点。”一天留的作业即是十几页，甚至几十页。回忆第一次回家点读时，天啊！黑字一大片，从哪里下笔点呢？没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去瞎点。只有“之乎者也”的地方，大约是句尾，点着比较放心，其他对和错，只好置之度外。
次日上课，战战兢兢呈上作业，心里想，老师如不斥责，也会哂笑。谁料老师丝毫无表情，只是逐句低声念去，念到点错的地方，用朱笔挑去点的句点（当时只用一个点来断句），另点在正确的地方。这才开口解说这句是什么意思，那个点为什么错。启功才恍然大悟：凡点错处，都是不懂某个字、某个词以至某个句式。特别是人名、地名、官名等等硬度很强的专有名词。可以说，每天点的书，有许多句并无把握。谁知老师挑去的句点或更换句点的位置，每天总计并不太多，真出乎意料之外。
祖父不准他看闲书，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等都不准看，认为他还不到看这些书的程度。祖父书架上有许多书，如《资治通鉴》等，他又看不懂。街上偶尔有卖唱本的背着书匣子吆喝：“买唱本、看书！”听见吆喝声，启功就跑出去选两本回来，先给大人看一看，允许买就买下，不许买就退回去。他记得小时候只准买过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书《猪八戒吃人参果》。
启功的祖父又是启功艺术爱好的启蒙者。小时候曾看见祖父信手在扇面上用笔墨点出些虫草、山水，扇面就成了生动的艺术品。这情形使他非常震撼，便暗下决心，将来要成为一名画家，做到和祖父一样。启功现在还珍藏着祖父的遗墨。
1924年，启功考入了位于崇文门内的北京汇文小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和老师都是牧师，教学方式和学习内容与在家中和私塾馆都大不相同。上课时先生讲，学生听；一个字先讲偏旁，后解字义。除了学习语文外，还有算术、外语，还要读读圣经，学生可以向老师提问题，进行交流。这种方式很能引起启功的学习兴趣，使他的思想境界开阔了许多。当时祖父的门生邵从恩和唐子秦先生，对启功的学习非常关心。邵先生怕他贪玩，允许他每个星期日到自己家来看一看，有时启功忘记去他家时，邵先生便亲自登门到启功家检查作业，看到启功有进步，他们都感到欣慰。一次唐先生看到启功作的诗，竟激动得流下眼泪。
小孩子在心情舒畅的氛围中很容易适应，不仅学习新知识，还结识了新朋友，学业大见长进。和启功在汇文小学同桌学习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贾兰坡、物理学家王大珩都是他的好朋友。
启功小学毕业后，又升入汇文中学的商科。为什么学商科？他只想尽快掌握一技之长，早些找到工作，好挣钱养家。他深知学习机会来的不易，他在日记中写道：“每见课余之暇三五相聚于藏书之室，切磋琢磨，同德共勉！”
启功从懂事起的这十几年中，在文学艺术修养上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他在小学、中学学到的。中学辍学后，他已经能出口成章、落笔成画了。经祖父老世交介绍，他除了从戴绥之先生学习古典文学，还拜了贾羲民和吴镜汀学习绘画，老师经常带他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字画，观察古代名家作品。当时故宫博物院开放了几个书画陈列室，除了钟粹宫有些玻璃陈列柜外，别的展室或者把画幅直接挂在墙上，或者把卷册摊在桌子上盖上一层玻璃板，有的甚至什么玻璃板也不盖，可以使观众近距离观察、欣赏。当时门票是一块银元一张，在每月的一、二、三号改收三毛钱。重要的展品展出时间长一点，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都是启功在那时一再观察过的。有些老师和长辈随看随评论，这就使启功在国画鉴赏知识上受到不少启迪和教育，给他后来的书画鉴定打下了基础。如果遇到自己不能理解的问题，当场就请教老前辈，得到答案后，自己的疑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求 学（2）
这十几年中，在不幸中也有大幸，既有母亲、姑姑的百般呵护，也有长辈故友的仗义相助，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师从百家，不拘一格地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且多有建树，奠定了他以后做学问的基础。
恩 师（1）
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启功先生的恩师可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师父。
这位恩师离开人世已三十年，现在的青年人对他可能已经不十分熟悉了，但在启功先生及成长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辈人中，他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循循然善诱人”的教育家，他是足以使启功先生一辈子忘不了的人。这位恩师就是北师大的校长——陈垣。
陈垣先生字援庵，一生治学严谨，教书育人。北洋军阀时期当过教育部副部长，国民党时期任辅仁大学校长兼北大历史系教授。1949年，蒋介石曾三次派飞机接他同去台湾，但他坚持不走。解放军进城时，他和学生们徒步到西直门夹在欢迎的人群中挥动小旗，迎接解放军入城。他对启功说：“我这几十年，历尽沧桑，经历过多少次兴亡盛衰，多少当政者都是置民于水火吸民脂民膏，我渴望光明，可到处都是黑暗。共产党来了，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光明和真理了。”果然共产党很信任他，让他继续担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又委任他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过：“陈垣是中国的国宝！”“文化大革命”盛行批斗时，党中央又传下命令，陈垣是好校长，要妥善保护。
启功原来并不认识陈垣。1933年，启功初中毕业时，祖父的老世交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业去见陈垣，意在为启功找一个谋生的机会。傅先生回来后对启功说：“援庵说你写作俱佳，他对你的印象不错。可以去见他，无论能否得到工作安排，你只要多向陈先生请教，学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比得到一个聘书还重要，一生是用不尽的。”
启功记着这个嘱咐去见陈先生。初见时，启功看到陈垣眉目间肃穆威严，未免有点害怕，但陈垣却一把拉住他的手说：“我的叔父和你的祖父是同年翰林，我们还是世交呢。”其实陈先生早年就参加了辛亥革命，对于封建科举关系虽已不那么重视，但这句话却一下子拉近了陈垣和启功的距离，好像拆开了一堵生疏的墙。
认识陈垣之后，启功得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授一班国文的职位。这对本来出生于教育世家的启功来说，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为人师表，对他来讲是世间最为高尚的事业了。但是好景不长，当时辅仁中学的校长过分重视资历，觉得一个中学还未毕业的人教中学不合制度，就把他解聘。1935年，陈垣又安排他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担任助教。掌管美术系大权的人还是那位中学校长，工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