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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政、谢三升、蔡介雄、金玲雅、陈启吉、廖枝源、苏贞昌。二月十六日《台湾年代》社论说：“党外省议员签下此种向国民党表态的文件，真是愚昧失身。犹有进者，党外省议员插足国民党家务事，放弃反对运动者起码的抗议与争衡的原则，更是屈节夫格。”“国民党统治台湾三、四十年以来，多少前辈的民权运动者，为抗衡国民党的高压，不惜流血、坐牢、放逐生涯，如今在广大有志气、不屈挠的台湾选民护卫下，被送进省议会的党外省议员，竞然如此愚昧失身，更屈节夫格！不知他们如何上对先烈前辈，又如何向台湾人民交代？”又在《每周短评》中说：“只可惜这一群“卖身’签名的‘党外’议员，不知他们的‘党’性何在，也难怪许多人比较美丽岛前、后两届省议员，要暗叹本届‘无党外’了。”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答：我上下古今、博极群书，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一些台湾人玩政治，玩得这么没水准的！一些台湾人玩政治，玩到最后，全不上路。全没规格。这些人的基本特色是“媚骨症候群”，其中包括两派，一派是海外派、一派是岛上派。以海外派为例，自来政治异己，反对当政者而流亡在外，如不能阿基诺式赴难，也要朱舜水式“老死他乡”，这是起码的玩政治的规格。可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台湾人，却是一个个回来叩头的廖文毅、郑万福、邱永汉、辜宽敏……廖文毅一下飞机就向飞机场中的蒋中正照片打拱作揖，这种高速的前倨后恭，真是古今所无（唯一堪与伦比的，大概只有谢东闵。谢东闵在蒋中正死后，停灵国父纪念馆期间，率同台湾人全体县市长去下跪——外省大员自严家淦以下，虽然也个个无耻，但都不好意思下跪，谢东闵却优为之，其膝功之软，有如此跪！一些台湾人的马屁，在国民党的调教之下，可真青出于蓝呢！）。以岛上派为例，一些以党外人士标榜的台湾人，其对国民党媚骨不绝，我们已屡见不鲜，这次党外省议员的集体大手笔，就是这种媚骨的逻辑发展，我们痛心极了！黄天福说得好：“依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党外不应该签署这份提案，蒋经国连任不连任，毕竟是国民党本身的事情，而且这份名册是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而不是总统府，更加显得党外签署的不当”。我看这次党外省议员的“媚骨症候群”发作，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一些台湾人所受政治教育不足的缘故。几十年来，台湾人从日本人而国民党，所受的，都不是硬骨头的政治教育，难怪如此不争气。但是，在日本人以前，在清朝西太后“六旬万寿”时候，全国大拍马、大 “报效”，其中考第一的是台湾“板桥林家”林维源，就是国民党财阀林柏寿的爸爸，独捐经费三万两！一些台湾人会拍马屁，原来是有传统的！总之，《台湾年代》上对党外省议员的批评，是有骨气的台湾人的正义之声，我一百分支持这一批评。我觉得这十四位党外省议员，应该集体向选民谢罪！他们犯错犯得太不像话了！（他们之中，有人说签名是别人代办的。即使如此，请读一下《明史》顾宪成传吧！《明史》说：“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万历四年举乡试第一。八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大学士张居正病，朝士群为之祷，宪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宪成手削去之。”顾宪成有这种气派拒绝集体拍马屁，不让人强奸他，这件四百年前的小故事，岂不值得大家学学吗？）
情理之间
问：你的千秋评论是我最爱看的书，你的胆识学养是我素所敬仰的，可是最近在你的言行中，却颇有令我不解之处。你说过：“我对朋友一向是很宽大的，仅次于女人”，在李筱峰身上，我实在看不到你对朋友的宽大……我与李筱峰素昧平生。此次，他行事或嫌莽撞，求证不够深入，但为求真理，六亲不认的执著，倒十足是你老李的徒弟，对这样一个“灵光偶蔽”（未必是灵光已逝）的晚辈，“挥泪打四十大板”也就够了，但在“雁行折翼”那一段里，行文是如此的优美，寓意却是那样的不“宽大”，到“我们怀念这位小兄弟”戛然而止。让人觉得你是持着真理的棒子，不留余地把他打入友谊的“博物馆”。“让他失落，是明智之举”，你这位党外的“导师”、“祖师爷”，对晚辈未免太严苛了，难怪党外不敢“选修”你的课（纵使是“必修”也只好做一个“跷课”的坏学生了）。以上是我常人的愚见，谨是智者，你一向特立独行，想必有“非常人”的看法，愿闻其详，以启茅塞。
答：从你熟知我的文章的情形来看，你当然读过我那篇《什么叫“理来情无存”？》（《李敖全集》第六册），你记不记得我说过——
拉斯基（Laski）下笔为文，议坛雄辩，总是气势凌人；可是笔杆以外，议场以外，其待人接物，温柔敦厚，使“世俗间”觉得他“和他们差不多”，这是很有人味儿的态度！
沈休文的诗说“理来情无存”，我蛮喜欢这句子。行文公论之时，应当“理来情无存”；行文公论以外，即使政敌，又何妨把酒言欢？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也许是情理之际分不明白，往往因情断送了理，往往因理 “得罪了人”（情）所以搞得是非难分，其实这根本是两回子事。
我们该提倡提倡“理来情无存”的态度。
所以，在“理来”的时候，一切辈分、情谊、面子等等，我都尽量不考虑，我是一个青抓破脸皮的人，我不太怕得罪人，重要的是，在这种“无忌”的心情下，我究竞能够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做多少？在“剃刀边缘”做多少？
以上这些话，是我二十年前写的。二十年过去了，我在文海里兴风作浪，在风浪当时或过后，我检讨起来，如果有真正令我有浮云世变之感的，则莫过于情理之间的冲突，为了维护真理与是非，我乐于据理力争，但是，当你发现，你力争的对象不是敌人，而是你亲近的人的时候，你就争得无乐可言了。虽然如此，你争呢，还是不争呢？这就有两种选择法：照保守一点。乡愿一点的选择法，是不争的；但是真正第一流的真理执著者，却必争无误。故东方的圣人要“当仁不让于师”；西文的圣人要“爱真理过于爱朋友”，我是属于这种执著者，所以我和敌人固然冲突不断，和朋友也争执不绝。按说纯理之争，大家在情上，不该因争而有过节，可是中国人最犯情理不分的毛病，结果一争之下，大家连朋友都好像做不成了。因为我深知中国人这种毛病，所以我总是以黑社会老大似的，把叛帮的小老么屁股狠揍一顿再说，以收棒喝之效。当然我这样一来，就难免有下手过重之失，曾心仪就一再埋怨我对李筱峰打得太重，我觉得曾心仪有理。前些日子，我托曾心仪送了一本书给李筱峰，表示我对他没有过节。这件事，当然过去就过去了，但李筱峰也该为他的错误，对我有以表示才好。东方的圣人说：“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我很高兴你指出我对李筱峰“未免太严苛了”的过失，我觉得我真犯了圣人的过失。
谁要他们平反！
问：赖和在一九五一年为国民党内政部明令表扬，说是抗日民族英雄，入祀忠烈祠。不料到了一九五八年，国民党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又“据报”，查明赖和“反日思想激烈，属子左派”。于是又下令撤除赖和在忠烈祠的牌位。今年一月二十二日，赖和又要被迎回忠烈词了，为庆贺赖和平反，《中华杂志》、《夏潮论坛》、《文季》、《台湾文艺》、文学界》等杂志，二月十二日在台北耕宰文教院举行演讲会，好热闹一阵，你有何感想？
答：我感到好滑稽。据我所知，运动给赖和脱下红帽子的人，其实就是十多年前整天给党外人士戴红帽子的人。他们是和国民党情治、政战系统有深厚关系的一些所谓学者、教授、专家。他们如今把赖和搬弄，真的目的在用这一步棋，来统战岛上的统一派和乡土派，给国民党利用。我的朋友陈映真、王晓波他们，都是很天真的书呆子，他们当然不会察出他们连同死人，一起被人利用，所以会一再和那些人扯在一起，真是不够明智。二月十九日《台湾年代》有小风写的一段话，小风说：
余死后，如果有人忽然“头壳相拍电”，乱发怪想，要为我“平反”，把我送进国民党经营的“忠烈祠”去，这是我期期以为不可的，希望我的亲朋至友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尤其更不要因为我的所谓“平反”而到耕莘文教院去开什么演讲会。最近有一些人，忙着为抗日文学前辈赖和先生“平反”，听到赖和被国民党送回 “忠烈词”之后，高兴得“忘了我是谁”，还举办什么演讲会大肆喧腾。这是对赖和的人道精神、自由精神和抗议精神，最大的侮辱。我死后，大家可不要给我耍这一套。
这是很明智的认识。总之，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的忠奸之判，自有标准，绝不是国民党的标准，我们绝不让国民党来检定志士仁人的忠奸，绝不该也不屑让国民党来介入，而由国民党来侮辱赖和和我们，我们务必要警觉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不被抓起来？
问：在台湾批评国民党，论深度、广度、密度，你李敖第一、第一、第一，我们奇怪，为什么国民党对你不动手？不把你抓起来？
答：奇什么怪？会抓起来的，只是俗话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来到”而已。何况，也不是没抓过，别忘了我已经坐过两次牢了。国民党对我这种人，的确很头痛，因为他们从来没碰到过像李敖这种敌人；别的敌人成群结队，可是李敖独来独往；别的敌人动刀动枪，可是李敖笔胜于枪；别的敌人一关就完，可是李敖关了又来；别的敌人想抢或分他们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