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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前些时候，有个日本东京都的知事来台湾指手画脚。台湾的一些政要和日本人有一些共同的思维，你认为这些人会把台湾的未来引到哪里？
李敖：台湾有一批人是亲日派。我前年做了一次慰安妇的活动。二次大战时，日本人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在韩国、菲律宾强暴了一些女孩子做军中性奴隶。后来这批性奴隶在台湾剩下54人，后来都老了，有的死了。日本人要进联合国做安理会理事，联合国说你们过去做了很多坏事，慰安妇就是个例子，你们要把屁股擦干净。日本人民间就出了一个团体，到处送钱，大概给台湾每个慰安妇送50万台币，相当于1．6或1．7万美金，然后就说我和你们和解了，当初是商业行为，你自认的，不能怪我们日本政府。
这些慰安妇觉得你日本政府这是羞辱我们，但1．6万美金又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数字，因为她们这些人都很可怜。后来我就出面，这些日本人的狗钱怎么能要呢？可是叫她们不要又不近人情。所以我来义卖我所有的收藏品，像胡适写给我的这些字，我都卖掉了。卖了3300万（台币），相当于100万美金。然后每个人都分了钱。剩下的钱还到日本去和他们打官司。我这样做，一方面是恨日本人，另一方面是给李登辉这些利欲的人点颜色看，给他们难堪。台湾确实有一些人是媚日的。
记者：你说过500年来白话文写作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你这是调侃自己呢，还是认为中国人根本就不会写东西？
李敖：我是在陈述事实。我为什么这样子写这篇文章，因为这个文章你一看觉得震撼，觉得你这个家伙在吹牛了，可是你忘不了这个句子。这就是文字效果。
记者：是否有刺激同行，让他们奋起直追的意思？
李敖：台湾的同行其实是不足论，他们已经被包办了。过去包办他们的是台湾国民党的中国文艺协会。你要是进入他们的帮口，就好办；不进入，他们理都不理你。所以你看台湾那些年出的作品，从来没有一篇是李敖的，原因就是我和他们作对，他们就否认我，否认我的地位。可是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自己创造品牌，所以我写了1500万字的《李敖大全集》。这个书在大陆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我比胡适、鲁迅、梁启超写得都多，现在还在写。今年在诺贝尔文学奖方面我也会参与，当然能否得奖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去年得奖的是前后搞了20年才当选的。诺贝尔文学奖成立了100年，在东方给过印度人，给过日本人，可从来没有给过中国人。我们觉得不服气，所以我也想给他们展示一下。这也是大陆作家的一块心病。
他们评估的方法很奇怪：第一，要是理想主义者；第二，它要计算里边的政治背景和抗衡的态度。第三，要看你有多少著作，不是出一两本书就能干这行。这里有很多基本条件。人家都承认我是历史家、思想家，都不承认我是文学家，不承认我是诗人。那些人该死，因为我的确是多方面的。
记者：你的《李敖大全集》在祖国大陆这边的版本要卖超过500元人民币，相当于1500元新台币，对于这边的消费水平，这个价钱好像卖得有点不人道。
李敖：是是。当时我讲，你们可以出单行本，不要出那么大一箱子。当时有一个条款，他们可以删，不可以改。大陆版跟我在台湾的版不一样，有的被删掉了。所以是件挺遗憾的事情。
记者：你曾说过中国文学是“小脚文学”，那么中国文化中有没有让你敬仰的人物呢？
李敖：比如像文天祥，是了不起的人物。他那种殉国的目标，现在看起来那些理由都不能称其为理由，可是精神是万古长青的。我们了解就从精神方面去了解，从思想方面可圈可点的并不是很多。我们看朱熹，很了不起的思想家，但现在我们打开朱文公集，很多是很迷信的。比如说打雷是受壁虎的影响，那不是混蛋吗？你看《苏东坡全集》，一会儿给皇帝写祭文，一会儿给老天爷烧烧香，你下点雨吧，写祈雨的文章。这些从思想方面来看，不怎么样，（但）从美学的观点或精神层面看，他们是很了不起的。
记者：前不久，王朔和金庸在我们报上过招，闹得文坛沸沸扬扬。您是否觉得这是文坛寂寞折腾出的一个喜剧？
李敖：金庸是个莫名其妙的人，只有在香港社会下才能出现这种人。当然他写武侠写得很好。
记者：你看过他的全集吗？
李敖：我只看过几本书的第一章就不看了。有一次金庸到我家来，说你怎么不看我的书，我说武侠小说下流。不是说它脏，而是不入流。虽然它的故事性很强，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我讲，你满口都是侠气，本人弄不好是个小气鬼，说的和做的完全就是两极。所以我认为批评金庸是正确的，只是批评的切入点好不好（的问题），我觉得武侠小说不能代表文学，也不能代表思想。北京（有人）好像请他开什么学术会议，我觉得学术何辜？上帝保佑学术！简直是胡闹。
记者：王朔和金庸开战以后，我们发现拥金庸派和拥王派的比例竟达到9∶1，你怎么看公众的这种评价？
李敖：当然是悲哀。挪威文学家易卜生曾说：多数人是错的，少数人是对的。比例不对，我认为还是（因为）大家的文化水平不高。
记者：现在大陆王朔等人的作品你是否读过？
李敖：我不太看。不太看的原因有两点：一，台湾管制得很厉害，我没有机会看到。后来看到一些。二，我有一些就算是成见吧，大陆的理科、科学方面的东西是很了不起的，突飞猛进，连台湾所谓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都赞美不绝。可我觉得大陆在文科方面除了考古和对古典的诠释以外，情况都不好。“文革”以后，有所谓“伤痕文学”出现，我觉得邓小平的八个字评语很有趣：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我是个很凶悍的人，所以对伤痕我个人没有感觉。
记者：中国现在文学上没有大家？
李敖：是。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参与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原因。台湾不足论，大陆这么多年的文学发展吃了亏，不是怪哪个人不努力的问题，而是大气候影响了个人。
记者：你怎么看网络文学的兴起，比如台湾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李敖：（网络）这种东西是一种很好的传播工具。它是突破言论自由的很好的工具。言论自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对你讲的话要负责任，可是网站使人变得不负责任。小时候我在参军时看到厕所，大便时人们在墙上画图、写字，我把它叫厕所文学。现在我看到电脑网站这个东西就像厕所文学，只不过是字写在电脑里。
记者：对文学本身会有什么影响？
李敖：它基本上接近顺口溜或侃大山的这种调调。不是什么好格调的、负责任的，只是发泄一些浅层的情绪。表达方法太浅了。
记者：大陆这几年像王朔小说、崔健摇滚、张艺谋电影等，算是一种风景，你是否听过或看过他们的作品？
李敖：我告诉你我个人的看法：我的头脑极好，我不需要完整地了解一些东西，我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常常开玩笑：一个臭鸡蛋，你不需要全部吃掉，就知道它是臭的。一闻就知道。在这方面我是很自负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的判断力是很好的。现在文艺工作者他最大的苦恼就是又要考虑市场，又要考虑国际的压力，又要考虑政治尺度，又要考虑自己的存在。考虑太多了，有时候他们未免会迁就。
记者：有人觉得他们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叛逆？
李敖：我认为传统文化叛逆的东西并不多，因为环境不允许你叛逆。像李卓吾（他们）后来都不得好死。你要有硬骨头，你要付出多少代价。（第一），你要有点小钱，藏起来饿不死你，不看人家脸色，不吃人家饭；第二，你能忍耐得住寂寞。以台湾（的情况）我告诉你，跟住牛棚有什么不同呢？我在台湾办杂志，办书店，被蒋介石查封，14年监禁，（当时）在台湾整个地区没有李敖的名字出现，提都不敢提，虽然我的照片和名字都登在《纽约时报》，我的事件登在《时代》杂志。第三，（个人）没有力量跟环境来抗衡。
记者：在你眼里，现在的年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李敖：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现在人追求的，不像我们那会儿谈理想主义，谈救国救民，谈牺牲我们这一代为了下一代。现在年轻人比较务实，他们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也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只看眼前，只管今夜。今天台湾大陆都有这么一批怪物出现。
记者：这是为什么呢？
李敖：这很正常，（总）搞革命不行，大家吃不消；牺牲我（个人）是为了别人也不近情理。所以大家这样做也不能算错。
记者：历史和传统他们都不是太关心。
李敖：他们太在意明白而立即的利益，眼前的利益，而不太想得那么远。很多东西争不到一时，也争不到千秋了。很多东西被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记者：新千年来了，一般对年轻人总有一些寄语，你想说点什么？
李敖：我认为年轻人追求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未来是合理的，可是（在）现在“经济挂帅”的情况下，（在）世界WTO压力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