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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字喃”
即“南国的字”，用以记录和表达越南语言。“字喃”代替过去长期使用的
汉字，促进了越南民族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也更便于越南人民表达自己的情
感。但“字喃”书体繁复，一般人把握起来困难较大，因此，后来逐渐被越
南国语所代替。
上述日文、朝鲜文和越南文或其早期形态的诞生，是东方文化发展史上
的大事，标志着这些国家在积极主动地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初步
形成了具有各自国家特色的新文化，它们与中国文化一起，使东方文化迈上
了一个新的台阶。
3。东方各国的新闻出版
新闻出版事业的发达是否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信息和知识传播的
基本状况，是文化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中世纪前期，与中国隋唐宋元四朝
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相适应，中国的新闻和出版事业也取得了惊人进展，并
带动了周围日本、朝鲜等邻国的发展，使东方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1）新闻事业
与中世纪前期西方主要靠教会中的教区牧师以口头方式传播消息的方式
不同，中国在唐朝开元年间（公元713—741 年）就创设了官报，由各地派驻
长安负责呈进奏章和通报消息的进奏院和进奏官们分别向各个地方抄发。
从宋代起，官报发布制度日益完善，出现了《邸报》，由诸路州郡派驻
京城的进奏官负责传发。当时常驻京城的进奏官有一百数十人，受上都进奏
院管辖。他们按规定每日、每5 日、每10 日或每月发报一次。发报前由门下
省给事中负责检查、审核。《邸报》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起居言行、政
府法令公报、官员的章奏疏表、边防军的战报等。
宋朝政府对《邸报》传发控制极严，规定凡“事于机密”或有关“军机”、
“边机”事宜或某些不宜公开的内容，一律不得传报，否则将“以违制论”，
会受到严惩。同时，为了防止漏泄机密，又制定了“定本”制度，即由枢密
院事先审查样报，通过“定本”，然后方准向外传发。邸报正本只发至各级
政府部门的长官，长官以外的官僚和士绅一般只能看到抄件。邸报大部均系
抄写，只有一小部分稿件以“镂版”方式印发。
南宋时期，首都汴梁（开封）和临安（杭州）等地开始盛行不定期的小
报，有的小报以“新闻”为其报名，使新闻与报纸联系了起来。小报的发行
者一般是各地驻京的进奏官、使臣、政府机关中的中下级官员和书肆主人，
材料大多取自政府机关内部通报新闻的“内探”、“省探”、“衙探”等，
主要内容是政府没有公开的“朝廷机事”及《邸报》不准备发表或还未及发
表的皇帝诏旨、大臣表疏及官吏任免等事项。小报大部分为手写，小部分为
雕版印刷。
小报的出现和盛行加快了新闻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新闻的传播面，但由
于小报所刊载的内容有些是统治者不愿公诸于众的，遂被加上了“撰造浮
言”、“乱有传播”等罪名，受到严厉查禁。
元代设有通政院，专门负责官文报的收递工作。凡皇帝和内阁同意发布
的文件和朝政消息，均由他们向各地传报。除上述内容外，《邸报》对于社
会消息，如火灾等，也时有收录。
报纸的出现使重大消息的传播趋于高效、准确、规范化，避免了因口头
传播而可能造成的失真及误传。这对于治理唐、宋、元这样的大帝国尤其意
义重大。反过来说，它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世纪中国文化的博大而精确、
高效、有序的特性。
（2）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出版事业的普及
公元7 世纪初，当阿拉伯、拜占庭等地的大批学者以及西方基督教会中
人士忙于用羊皮纸或中国纸抄写书籍时，先进的雕版印刷术却已在中国问
世，并开始印刷佛教经典、纳税凭证、历书、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
纬、字书小学等书籍。现存唐印本较早的是1966 年在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
大陀罗尼经》，系公元690 年武则天制字后刻印，而为新罗僧携回，刊印年
代约在公元704—751 年间，即唐朝武后长安四年至玄宗天宝十年之间。而在
敦煌发现的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著名。
五代期间，尽管中国社会因唐朝的灭亡而陷入分裂状态，但刻书事业仍
相当流行。影响最大的是后唐宰相冯道发起，从长兴三年（公元932 年）开
始在国子监雕印儒家经典《九经》。后蜀宰相毋昭裔明德二年（公元935 年）
起在成都雇工雕印《文选》、《初学记》、及《九经》诸书。
到宋代时，雕版印刷进入了鼎盛时期，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刻书事业受
到中央政府和地万高度重视；刻书地点遍及全国各地；刻本内容丰富；印本
字体纸墨装褙精美。
宋代开国后，高度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对刻书尤其关心。京城开封府设
有与出版有关的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国史院、编敕所等机构，南迁后
又在杭州设立了类似的出版机构，负责有关图书编篡、出版事务。
除开封和杭州外，宋代著名的刻书地区还有成都、福州、湖州、建宁等
处。其中，成都于宋初创刊了第一部佛教大藏经《开宝大藏经》共5048 卷，
为后来各佛藏之祖本；福州先后刊刻佛藏《崇宁藏》和《毗卢藏》各6000
余卷及道藏《飞天法藏》5481 卷，成为佛道经典出版中心；湖州雕刻《大藏
经》5480 卷，又刻《唐书》、《五代史》5940 卷，外刊佛经5940 卷。
宋代所刊书籍内容丰富，既有《十七史》及古史、当代史、总志、地方
志等史志类书，又有古代诸子及新刊印的《算经十书》等科技书等子类书。
政府重视医书，一再校正刊行中医典著，并颁布太宗《太平圣惠方》、徽守
《圣济总录》等。集部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诗文都有多种版本刊行，《苏
东坡集》的版本达20 余种。纸币、票据、契约、版画等印刷品也大量出现。
与宋朝对峙的辽、金、夏政权也积极刊印典籍。辽朝的出版中心在燕京
（今北京），设有印经院，各大寺庙也印造经籍，曾在房山刻有佛藏石经，
又木刻了两部《大藏经》，一部是5048 卷的大字卷轴本，一部是不满千册的
密集型小字本，另刻有《肘后方》、《蒙求》等普通书籍。金代印书规模庞
大，除从宋朝京城开封索取国子监印版、释道经版印行《六经》、《十七史》
等图书外，又新刻《苏东坡奏议》、《金藏》等书籍，中都天长观（今北京
白云观）还根据宋代《道藏》经版，另加新访求来的遗经千余卷，刻成《大
金玄都宝藏》6455 卷。金代《道藏》经版众多，仅京城一地就有六、七副之
多，成为道教出版史上的盛事。西夏统治者曾于建国之初分数次用马匹向宋
朝换得《大藏经》及国子监所印之书。西夏仁宗赵仁孝一次散施佛教即达5
万卷或10 万卷，皇后也印书散施。西夏还用国书翻译了《孙子兵法》、《六
韬》、《孝经》、《尔雅》等，并编印了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
至元代，京城大都（今北京）设编修所、广成局、兴文署等中央出版机
构，刻写经史书籍。国子监、太医院、民间书坊也分别刻印《伤寒论》、《圣
济总汇》及元杂剧剧本。除大都外，平阳、杭州、建宁、吐鲁番等地也是元
代和重要的出版中心，其中，吐鲁番曾发现有6 种文字印刷的经典。所印书
籍中，《大藏经》有多种文本，除《普宁藏》、《碛砂藏》外，还有《高丽
藏》、《蒙文大藏》、《藏文大藏》、《西夏文大藏》等，从汉文翻译为蒙
文的著作有《孝经》、《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此外，印刷品中还
有大量的盐茶引、纸币等。
雕版印书比手抄书要快得多，准确性也高得多，是图书出版史上划时代
的一件大事。但每印一页书，就必须雕一块版，一部大书要多人合作雕刻数
年，版片汗牛充栋。若要印别的书，又得从头雕起，诸多不便。北宋庆历年
间，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其后，又有人仿造泥活字，造成了瓷活字。
元代开始使用木活字和锡活字。元代农学家王祯是印刷术的改进者。他延请
工匠制造了木活字，设计转轮排字架，按韵旋转活字，制定取字排版，印刷
方法，于1298 年印刷了《大德旌德县志》，并撰成《造活字印书法》，附于
《农书》卷后出版。但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未能大规模推广，占主导地位
的图书出版方式仍然是雕版印刷。
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出版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传统的一次一人只能
抄一部书的制书方式向一次雕版后无需再抄就能千百次重复印制书籍的作业
方式的转变，不仅出书速度大幅度提高，而且质量也有了更好的保障，避免
了图书传抄过程中极易出现的讹误。同时，出版图书所用的成本也较过去有
较大幅度下降。
（3）朝鲜、日本等国对印刷术的吸收和改进
从手工单本抄书到制版大批量印书，这是图书出版史上一次具有革命性
意义的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好处和重要意义不仅中国人有了切身感受，所有
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国家也都很快从同中国的文化交往中认识到了印刷
术的重要意义，并致力于将这一新技术引进到各自的国家，以期促进本民族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引进中国印刷术较早的是朝鲜。隋唐时代，朝鲜与中国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关系十分密切。频繁的交流和文化发展本身的需求导致了朝鲜对
印刷术的高度重视。派往中国的官员、学者、僧人、留学生从中国带回了大
批印本书籍乃至刻好的书版，如著名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版就是在
中国刻好后由新罗僧人携带回国并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