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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我们相信党和政府所说的一切，相信广播和报纸告诉我们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而这样接受到的信息有时又会让人非常糊涂，因为某位政治人物也许今天还被颂扬，明天就成了“阶级敌人”。我刚上小学时，每天早晚，大家都要手持语录，在毛主席像前“请示”、“汇报”，每天到校后第一个小时都要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虽然我对语录的内容并不都能理解，但背诵语录成了我最早的记忆训练。我很擅长背诵。这个特点在我后来的英语学习中帮了大忙。
尽管军队大院为我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但我还是要面对毕业后的去留问题。我的二哥和姐姐那时都已参军去了外地。这样，他们就不用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了。我也想过，像他们一样去参军。但一想到寒冬的夜晚，在一座废弃的大炮库房外站岗的情景，就觉得毛骨悚然。二哥建议我去学小提琴。他希望我能掌握一技之长。这样，说不定毕业后可以参加一个文工团，就不用插队了。即使去插队，也可以参加一个在农村巡回演出的宣传队，不用总在田里干活了。他还把自己的提琴老师介绍给我，让我跟着老师学。提琴老师是我们部队文工团的首席。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6）
开始我对学琴并不太喜欢，而且那时候我很腼腆，不好意思经常去文工团上课。除此以外，每次去文工团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自己拎着琴盒子，生怕人家耻笑。后来，我每次都叫上一个小伙伴，陪我一起去。这样，他就可以帮我提着琴盒了。我还在文工团里见过后来成了大腕儿电影明星的梁天，他当时刚进这个文工团演话剧。过了一段时间，学会拉一些简单的曲子之后，我才觉得，学小提琴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于是，也练得更加认真起来。
南口的冬天很冷，但我每天都坚持早晨五点起床，到部队大院礼堂去练长弓。这样，每天上学以前，我可以练上两三个小时。虽然开始学琴的时候只是为了一技之长，但我很快就爱上了小提琴演奏。我经常为了将一首曲子拉得更好，而一连花上几个小时。能在琴弦上奏出这样美妙的音符和曲调，让我感到巨大的快乐。那时候，我能演奏的曲目很少，只会拉一些中国曲子，比如《新疆之春》、《新春乐》、《红太阳光辉照炉台》等。
1976年，我还没有到上山下乡的年龄，“*”便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结束了。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大学恢复了招生，教育重新得到社会的重视。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上大学对于许多人来说，重新成为一件人生大事。我初中同班的不少同学都打算报考重点高中，为两年后参加高考作准备。我当时并没有考大学的打算，对体育和音乐更感兴趣，而且开始在这两方面下更大的工夫。我尤其酷爱小提琴。那时，我已经可以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西方古典乐曲。我希望音乐能成为我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同时，我还花比以往更多的时间练习打乒乓球，经常拿着铁拍子到部队操场去练挥拍的动作。
1978年夏天，我快初中毕业了，需要决定下一步的学业方向。虽然我一直是个全优生，但因为在我成长过程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上对一个人的学业能力并不重视。受这种思维习惯的影响，又不想让学习给我带来太大的压力，我当时只填报了北京通县日化二厂技校的电子化工专业。上中专、中技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件刚恢复不久的事。我觉得，如果考上了中技，就不用像在大学里那样拼命学习，就可以把业余时间都花在我喜爱的小提琴上了。当时我对电子和电脑还一无所知，只是感觉电子专业应该是适合年轻人发展的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领域。
当我接到日化二厂技校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反而犹豫了起来，不知道该不该去念。到通县去读电子化工专业，意味着我将从此走上一条新的人生道路。这一点让我感到兴奋和好奇。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我要离开家乡和父母。这多少让我有些不安。一般从某个工厂所属的技校毕业，都会被分配到这家工厂工作。那时候，从通县回一趟南口，坐长途车至少要花三个钟头，感觉还是挺不方便的。和父母商量时，他们还像平常那样，希望我能自己拿主意，无论怎样决定，他们都会支持我。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四个子女中唯一还没有离开家的，母亲从感情上有点儿舍不得我离开。她虽然没有说，但我能感觉到，加上我对新的环境和新的学校毕竟不太了解，最后还是决定留在我初中念的那所普通学校——南口中学继续读高中。我的许多朋友这时已经考入附近的重点高中昌平一中和昌平二中，开始为高考进行准备。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7）
虽然我读书很用功，各科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但我每天仍旧会花很多时间练习小提琴。这时候，上大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往的事，甚至连最早鼓励我学琴的二哥也开始劝我不要再练琴了，说我应该去上大学。尽管上大学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有点儿突然，但我也意识到，当时的社会潮流已经发生了变化。虽说在我成长至今的大部分时间，教育在中国都没有受到重视，但对于一个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来说，掌握更多的知识本领确实是通往未来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于是接受了二哥的建议。想让父母为我自豪的愿望无疑也给了我做出新的人生选择的动力。这一选择最终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可是考什么专业呢？虽说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很好，甚至在学校物理竞赛和县里数学竞赛上我都拿过名次，可我实在不太喜欢数理化。可要上大学总得选个专业呀，于是我想到了学英语。一方面我酷爱音乐，英语听上去很有音乐感。我说过相声，从小就喜欢模仿方言，从一开始学英语，老师就一直夸我发音好。另外，有一次我去北海公园春游，看见一位陪着老外参观的中国小伙子正在用英语给老外做讲解。我被这一情景吸引住了，心里想：翻译这个工作不错啊，只要带着嘴，所有本事就都带上了，不管走到哪儿都能有饭吃。于是，我便选择了报考英语专业。
确定了考大学这个目标以后，我还需要给自己创造最好的机会。恢复高考后，中国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参加高考，还包括“*”十年间没有机会上大学的许多大龄考生。19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时，考生录取率只有大约4％。此后几年的高考录取率也仅比这个数字略高一点儿。可见，当时高等教育资源之缺乏。当时，重点中学考生的高考录取率远远高于普通中学。1979年我十七岁。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骑车十几公里来到昌平二中，希望能和校长见上一面。我们初中毕业时错过了考这所学校的机会，现在离高考只剩下一年，想要转到这里上学必须得到校方的特别批准。在这以前，我曾听别人说过，昌平二中有一位教英语的徐老师，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最早一届的毕业生。我们后来又跑了几次。鉴于我在此前的全市模拟考试中数理化三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而且有这样高的求学热情，这所学校最终同意接受我进入文科高考复习班主攻英语。
我过去成绩一直优秀，但是到了重点高中以后，第一次考试成绩只排在班里中等。我的好强让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名次。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我每天都会凌晨五点起床去教室读书，晚上11点回到宿舍。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成为全班第一。三个月后第二次考试的时候，我果然超过了原先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成为班上第一名。这件事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周围环境的产物，同什么人相处，我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谓“近朱者赤”，就是这个意思。我还懂得了，一个人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有了这种目标，再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就有可能达到期望的结果。在这以后，我也更加自信，知道自己完全有能力同任何人竞争。这种自信心，加上对于目标以及努力的重要性的感悟，在以后的生活中帮助我实现了更多的愿望。
从自行车到宾利 第一部分 一。从远郊到北大：自行车的年代（8）
那一年我住校，只有周末能骑车回家一次。我们住在很大的集体宿舍里，学费是由国家负担的。我们睡的是上下铺。冬天夜里要去厕所，可就惨了。因为厕所是露天的，我们都是跳下床，撒腿就往厕所跑，解完手再撒腿跑回来。所以，夜里经常听见各宿舍的同学快速的跑步声。
这一年，我很快为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我要考上北大的英语专业。这个目标在当时这所学校，还没有人达到过。我仍然坚持凌晨五点起床，一直学到晚上十一点钟，只有在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才休息一下。我放弃了所有课余爱好，把心爱的小提琴收了起来，把乒乓球拍挂在墙上，整整六个月没有任何娱乐。我的精力完全集中在学习上，生活变得非常单调乏味。母亲看到后暗自为我担心，怕我承受的压力太大，甚至怕我万一没考上，会不会做什么傻事。
有一天去食堂的路上，我忽然听到广播里正在播放李谷一唱的《我们的生活比蜜甜》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简直太美了！当我被这首从校园广播喇叭里传出的歌曲感动得几乎落泪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变得多么枯燥。我想象着有一天，自己会在北京大学校园，在美丽的未名湖边散步。我知道，我的目标实现以后，我就可以用轻松的心情去体验成功所带来的惬意；也会更愉快地享受我所钟情的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