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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这本书一开头就说：“至于神，我没有把握说他们存在或者他们不存在，也不敢
说他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有许多事物妨碍了我们确切的知识，例如问题的晦涩与人生的
短促。””他的第二次访问雅典，柏拉图曾在《普罗泰戈拉》一篇中有过多少带点讽刺
的描述，在《泰阿泰德篇》中并且很认真地讨论了他的学说。他的出名主要的是由于他
的学说，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
尺度”。这个学说被人理解为指的是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人们意见分歧时，
就没有可依据的客观真理可以说哪个对、哪个错。这一学说本质上是怀疑主义的，并且
其根据的基础是感觉的“欺骗性”。
实用主义的三位创始人之一，费·坎·斯·席勒就习惯于自称是普罗泰戈拉的弟子。
这一点我想是因为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里提示过（作为对普罗泰戈拉的一种解释），
一种意见可能比另一种意见更好一些，但不一定是更真一些。例如一个人有黄胆病的时
候，看起一切东西来都是黄的。说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黄的而是一个健康人眼里所看
到的那种颜色，这种说法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可以说，既然健康要比疾病好一些，
所以健康人的意见就比黄胆病人的意见好一些。这种观点显然是非常有似于实用主义的。
不相信有客观的真理，就使得大多数人在实际的目的方面成为了自己究竟应该相信
什么的裁判者。因此普罗泰戈拉就走上了保卫法律、风尚和传统道德的路上去。虽说我
们已经提到过，他并不知道神是否存在，他还是确信应当崇拜神。对于一个其理论上的
怀疑主义既很彻底而又逻辑的人来说，这种观点显然是正确的观点。
普罗泰戈拉的壮年就过着一种周游于希腊各个城邦不断讲学的生活，他收费教“想
要获得实际的效率与更高的精神教养的任何人”。（策勒尔书，第1299页）。柏拉图反
对———并且按近代的观念来说多少是有点摆架子——智者们教书要收钱的办法。柏拉
图自己有着相当的私人财产，显然他不能体会那些没有他那种好运气的人们的需要。奇
怪的是近代的教授们，他们虽找不出拒绝薪给的理由，然而也一再地重复着柏拉图的这
种挑剔。
然而另外有一点是智者与当时大多数的哲学家们所不同的。除了智者们之外，通常
一位老师总是创建一座学校，学校多少具有一种兄弟会的性质，多少有着一定的共同生
活，往往有些类似于一种僧院的规矩，并且常常有一种不公开宣布的秘密学说。凡在哲
学是起于奥尔弗斯主义的地方，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智者们中间，一点也没
有这些东西。他们所教的东西，在他们心目中是与宗教或德行是不相干的。他们教辩论
术，以及有助于这种技术的其他一切知识。大致说来，他们好象近代的律师一样，只准
备教给人如何进行辩护或是反对一种意见，他们并不从事宣传他们自己的结论。那些把
哲学认为是与宗教密切结合在一片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们，自然感到了震动；在他们看
来智者们是轻佻的、不道德的。
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不可能说究竟是到什么程度——智者们之引人厌恶，不仅是
引起一般人的厌恶而且也引起柏拉图和以后的哲学家们的厌恶，实在是由于他们智力的
优异。追求真理如其是全心全意的，就必须撇开道德方面考虑。我们事先不能知道真理
在某个社会里会不会被认为是有建设性的。智者们总是准备追随着论证，走到论证所引
出的结论上去。而这往往就把他们带到了怀疑主义。他们之中有一个高尔吉亚曾提出过，
任何事物都不存在；而且纵令有任何事物存在的话，那也是不可知的；而且纵令它存在
并且被任何一个人所认知，这个人也永远不能把它传达给别人。我们不知道他的论证是
什么，但是我很能想象他们具有一种逻辑的力量，迫使得他们的对方要躲避到理论体系
里面去。柏拉图总是热心宣传足以使人们能变成为他所认为是有德的样子的那些见解；
但是他在思想上几乎从来都是不诚实的，因为柏拉图让自己以社会的后果来判断各种学
说。甚至于就在这点上，他也是不诚实的；他假装是在跟随着论证并且是用纯粹理论的
标准来下判断的，但事实上他却在歪曲讨论，使之达到一种道德的结论。他把这种恶习
引到了哲学里面来，从此之后哲学里就一直有着这种恶习。或许大部分正是由于对智者
们的敌视，才使得他的对话录具有了这种特征。柏拉图以后，一切哲学家们的共同缺点
之一，就是他们对于伦理学的研究都是从他们已经知道要达到什么结论的那种假设上面
出发的。
在公元前五世纪晚期的雅典，似乎有人教授着在当时人看来似乎是不道德的、而且
就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也似乎是不道德的那些政治学说。在柏拉图《国家篇》的第一卷
里，特拉西马库斯就论证过除了强者的利益而外并没有正义；又论证法律是政府为了自
身的利益而制定的；又论证在争夺权力的斗争里，并没有任何可以援用的客观标准。根
据柏拉图的记载（见《高尔吉亚篇》），喀里克里斯曾主张过一种相似的学说。他说自
然的法则乃是强者的法则；但是人们为了方便的缘故，就确立了种种制度和道德诫条以
便束缚强者。这些学说在我们今天，已经比它们在古代获得了更广泛得多的同意。无论
人们对它们怎样想，它们并不是智者们的特征。
在公元前五世纪——无论智者们在这一变化中所处的地位如何——雅典有了一种转
变，在与正在崩溃着的笨拙的但是颇为残酷的保卫正统教义相冲突之中，就有了一种从
僵硬的清教徒式的单纯性过渡到机智的并且是同样残酷的犬儒主义里去的转变。在这个
世纪之初，是雅典人领导伊奥尼亚的城邦进行反波斯的战斗，以及公元前490年马拉松的
胜利。在这个世纪的末了，则是雅典于公元前404年败于斯巴达，以及公元前399年苏格
拉底的被判死刑。从此以后雅典在政治上就不再重要了，但是它却获得了毫无疑义地文
化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地位雅典一直保持到基督教的胜利为止。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史上有某些事物对于理解柏拉图及其以后的全部希腊思想来说，
乃是极其重要的。在第一次波斯战争的时候，由于有马拉松之战的决定性的胜利，主要
的光荣就归于雅典。十年以后在第二次战争时，雅典人在海上仍然是希腊方面的最强者；
但是在陆地上，胜利主要地要归功于斯巴达人，斯巴达人是希腊世界公认的领袖。然而
斯巴达人的观点是狭隘的地方性的，当波斯人被逐出希腊的欧洲部分之后，他们就不再
抵抗波斯人了。保卫亚洲部分的希腊人以及解放那些已经被波斯人所征服的岛屿的责任
就被雅典承当起来，并且获得很大的成功。雅典变成了海上的领袖强国，并对于伊奥尼
亚各岛获得了相当大的帝国主义式的控制权。白里克里斯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也是一
个温和的帝国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之下，雅典繁荣起来了。伟大的神殿——其遗迹迄今
仍然是雅典的光荣——就是他倡议修建的，用以代替被薛克修斯所毁掉的神殿。雅典城
的财富以及文化都迅速地增加；而且正如这种时代所必然会发生的一样，尤其是当财富
由于对外贸易而增加的时候，传统的道德与传统的信仰就衰退了。
这时候，在雅典出现了特别众多的天才人物。三大戏剧家，伊斯奇鲁斯、索福克里
斯与幼利披底，都属于公元前五世纪。伊士奇鲁斯在马拉松作过战，并且曾目睹沙拉米
之役。索福克里斯在宗教上仍然是个正统派。但是幼利披底却受了普罗泰戈拉以及当时
自由思想的精神的影响，而且他对神话的处理是怀疑主义的并带有颠复性的。喜剧诗人
亚里斯多芬尼嘲笑了苏格拉底、智者们和哲学家们，然而他本人却是属于他们那个圈子
的；柏拉图在《筵话篇》中把他和苏格拉底的关系写得非常之友好，我们也已看到雕刻
家斐狄阿斯也是属于白里克里斯的圈子里的。
这一时期雅典的优越毋宁是在艺术方面，而非在知识方面。公元前五世纪的伟大数
学家和哲学家除了苏格拉底之外，没有一个是雅典人；苏格拉底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
个把自己限于口头论辩的人。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苏战争的爆发与公元前429年白里克里斯的逝世，就开始了雅
典历史上的阴暗时期。雅典人在海上占有优势，但是斯巴达人握有陆地上的霸权，并且
在夏季一再侵占亚底加（雅典城除外）。结果是雅典城拥挤不堪，并且由于疫疠而损失
惨重。公元前414年雅典人派出一次对西西里的大远征，希望能占领与斯巴达联盟的叙拉
古；但是这个试图失败了。战争使雅典人变得凶顽而暴虐。公元前406年他们征服了梅洛
斯岛，把所有服兵役年龄的男子都屠杀光了，把其他的居民掠为奴隶。幼利披底的《特
罗伊妇人》这个剧本就是对这种野蛮行为的抗议。斗争还有其思想意识的一方面，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