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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却看不透，正如所罗门王的名言：“聪明人一定会掉在自己的网罗里。”
“上善若水”是个大总纲，以下是两个大原则，再以下就是七个分则，是从水的七个功能和特性里演绎出来的，是谓“七善”。居善地是站好立场岗位像水那样择地而流，心善渊是心思智识像水那样的广大渊博，与善仁是与人交接像水那样的仁慈柔和，言善信是言语诚实像水那样的坚定无伪，政善治是政策政务像水那样的涤除玄览（清明有远见），事善能是办理事务像水那样澎湃汹涌无坚不摧，动善时是行动机敏像水那样潮汛如期。由于水具备这些完善的功能与特性，它根本不必与人争利夺权，天下没有人能比得过它，也没有人能争得过它。因此它不会有过犯遗咎，效果就是完全的、永远的成功，同时也完备了老子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水式管理哲学”。
“居善地”，由于我们是个人，在时、空里必须占据一定的岗位和立场。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来智慧地选择我们自己的正当岗位和立场。如果我们选对了，它的效果就是给予我们成功和荣誉。如果我们的选择错误，就会带来失败，甚至于有灭顶之殃。小自选择居家的房屋，床位，坐位，这些起码的周围环境，都能对我们身心造成极大的影响，中至选择合适的学科和职业，大至对国家民族的忠奸，都不能有一点马虎。居而善于择地，是根据水的贡献原则，在合适的立场和岗位上，比较容易展现出自己的贡献能量。譬如，雨水降在久旱之地，称之为甘霖。此水之来，是善。然而，如果此雨降在正在洪水泛滥之地，就是雪上加霜，是恶。雨水的本身虽然只是个贡献，但因所降的地位不同，就有受到欢迎，或受到厌恶的区别，随即有了善与恶的区别。雨水降在需要的地方，就是善；降在不需要的地方，就是恶。所以在此，明显可以看出，贡献原则与冷门原则的相通性，也在此可以明显体会，为什么老子要把“居善地”列为“七善”之首。因此，一个人如果居而不能善于择地，则其他的六善都无所附着。
“心善渊”，应该分两方面来看。一是心胸度量；一是学问知识。心胸度量是看人能不能容物，老子一再强调“江海为百谷王”，就是：领导者的心胸要像江海一样的能容纳。地位越高，心胸就要越大。有心胸度量才能接纳别人的聪明才干和积极建议，这都是帮助自己成功的要素。所以俗语说：宰相肚里好撑船。相反的鼠肚鸡肠正是描写心胸狭窄，不能容物，也因此成不了大事业的人。从心理学来看鼠肚鸡肠者的来源，一是眼光如豆的。因为不懂辩证法，就看不到事物的两面性和全面性，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一是受到“自我膨胀”的影响，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就产生巨大的排斥性，以上鼠肚鸡肠者的两端都是成功和贡献的致命伤。
学问知识也可分为两个层次来看，一是教科书式的智识，也是一般人所谓的智识。对这种智识，老子并不太放心。第一是因为它不一定“正确”，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虽然为某某名人的著作、学说或理论，但不一定就写出了作者的全部真知，同时在节录时可能断章取义，还有用语与诠释上的时代偏差，以及读者吸收能力与他的思想背景都会影响到认知的准确性。第二，即使是一时被定为科学的真知，那时的确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的，不久就被另一个“真知”所推翻。因此，书是要读的，读书的真正目的，不应该是照搬，而是从读前人的书得到“启发”，作为自己创作（突然领悟出些什么）的激发点。人类脑筋的运作，到现在还没有人能真正弄得清楚。不过人为万物之灵，一切人类的创造发明最先都是脑筋里的一个“突发”“构想”，然后逐步成为现实。要为人类贡献，注意激发脑筋的新构想比背死书重要。第三，由于人的动机和目的，对现有智识的运用，可能会发生扭曲。老子称其为大伪或智巧。越有知识的人，可能诈伪的技巧越高，令人越不容易参透，以致吃亏上当。这样为少数人的私利而破坏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造成祸患，就严重地违反了贡献原则。人的智识真伪，其动机与目的，还得依据“三宝”里的“慈”的基点来作衡量和评价。
学问智识的另一个层次，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大学问大智识。“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49章）。意思是：领导者撇下自己的成见，以人民的需要和意见为意见。对于人民好的（正面的）意见，我（圣人）接纳；不好的（反对的）意见，我也重视，因此我就得到了（全面的）好意见。对于人民值得信任的意见，我接纳；不值得信任的意见，我也重视，我就得到了真实全面的好的意见。圣人对于管理天下的一切事务，兢兢业业。为了天下的利益，不自己乱出主意。人民各用耳目心思关切自己的事务（人们的眼睛雪亮），（无论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圣人像对自己对孩子一样的关怀。
领导者以人民的意见为意见，这是民主的总纲。如果单单只有“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句话，就显得很空洞。政客们说话向来都是以“空洞”为不二法门，要叫人不容易抓住他的辫子。由于它没有实际的内容，说话就不过是喊口号，说得越漂亮越糟，都是美丽的谎言。老子要是也喊喊口号，不过成为哗众取宠的政客而已。值得赞扬的是他下面的几句话，就是，他用辩证的方法，把“百姓之心（人民的意见）”一分为二。根据辩证法的原理，任何时候人民有一个正面的意见，同时就马上会有“反对意见”存在，这是必然律，不为人力所能更改的。假设正、反意见各占一半，领导采纳正面的意见，说它是个好意见，因而付诸实行，那么他就是“以百分之五十的百姓之心为心”，算不上，全民的领导不过是“一派的领袖”罢了，怎么能说他是真的以百姓之心为心呢？现在西方自诩的民主制度，就是这种偏颇的半民主主义，因为他绝对不可能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见。譬如，西方现代的民主制度，首先把人民分成两个大党（即使还有其他党派，都还是要附从于两个大党之一，结果还是只有正、反两个大党。）选出来的“总统”只代表两党之中的一党，因为他本是那一个党的首领。他充其量不过只代表了全国一半人民的意见（实际上他可能只是很少数人的代表）。分成两大党是合乎辩证原理的，但是他们这两大党却永远分裂对立。因此并不能真正为全民造福，没有一个是能代表全民的利益和意见的。老子的民主，那个“圣人”是“超党派”的，他同时照顾和代表正、反两派的利益和意见，他就是正、反、合下面的那个“合”。因此老子的民主才是真正民主的“全民民主”。这是西方民主制度所望尘莫及的更先进、更优越的民主制度。《道德经》第49章的意义很重大，内容极丰富，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奇葩，不可等闲视之！
“与善仁”的“仁”字，过去很多学者认为，不合老子原意，应该改做天字或人字，因为老子曾说：“大道废，有仁义。”（18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19章）。老子把仁义常常和诈伪联系在一起。其实老子主张“慈”，“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67章）。所以把仁当慈字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慈爱”的原理来待人接物，是最智慧的方法。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寇。”（《孟子·离娄下》）。这话讲得十分耿直，而中外古今历史却处处证实了他的话。西谚有谓上天要毁灭一个人，必先叫他疯狂。所谓疯狂，就是残暴不仁。老子所说：上天要护卫一个人，必先叫他仁慈。两句话好像说到一块儿去了。
“言善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这是孔子的名言。不知其可，就是不得了，要有多严重就有多严重。最简单的说法，无信就是说了不算！信用是一切政治、社会、经济的根本。就拿银行来说，一旦挤兑，不管你是多了不起的银行，也会受不了。银行如此，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它们都仅仅悬吊在“信”的一根细丝上。老子说：“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17章）。意思就是：领导者为自己创造了失信的条件，所以遭致人民的不信任。因此要慎重于“言”。“轻诺必寡信”（63章），“美言不信，信言不美。”（81章）。领导者的“言”有两种，一是发表的言论，包括对人民的允诺；一是他所发出的命令。记得在不久前，美国的一位总统，在竞选时拍了胸脯，说：你们选我，我绝不加税，看我的嘴唇皮——我以我的人格信誉为担保。后来他加了人民的税，人家问他，你不是保证过不加税的吗？他说：现在，你们看我的屁股吧。当时这个“嘴唇”与“屁股”不分家，成了大笑话，于是美国经济自此一蹶不振。他也不得连任，羞愧得不得了。领导者为自己创造的失信条件，莫若“轻诺寡信”。其次是：“朝令而夕改”和“三令五申”。出尔反尔，说了不算，“百姓皆注其耳目”，是绝对糊弄不了的。一令一申，下面都不理，三令五申就更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就算十令百申也不中用了。“一令逆而百令失”“令不行则政不立”《黄石公三略兵法》。“持竿立信”是商鞅富强棋局的最先着。曾子要大家每天，在一天之内，必须三次自己省问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政善治”，以正治国，以奇用兵。（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