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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字，把它当作“狗”字。他说：孔圣人说的，面对钱财，唯有母狗可得；面对灾难，唯有母狗可免。人生在世，最要的是钱财；最不要的是灾难。只有母狗有钱可得，又可避免灾难，所以他要做母狗。于是人家给他个外号，叫曹母狗。就连曹母狗也懂得人生在世最要得的是什么，最怕得的是什么。
老子把“不敢为天下先”列为三宝之一，第一宝是“慈”，就是慈爱。人因为有了慈爱为动机，凭着慈爱，就勇往直前，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他说：慈，故能勇。第二宝是“俭”，就是节俭，也是收敛。《易经·节卦》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所以他说：俭，故能广（因此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第三宝是：“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谦卑。《易经·谦卦》说：“谦，尊（高贵）而光（荣耀），卑而不可逾（身处卑下而人格高尚，没有人能超越过他）。所以他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当领导）。反过来说：如果人舍掉慈爱，专门去搞勇敢，就成了莽撞，如同暴虎冯河。舍掉节俭，而去大搞群众运动，就是害民。舍掉谦卑，只顾去升官发财，那么就死矣（要失败灭亡了）。因为那种作风就是“强梁”，强梁者，不得其死，是注定要失败灭亡的。老子这三宝，更突出了先与后的辩证运用，因此，也有人骂老子是阴谋家。其实，老子是实事求是的，他不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更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家。说他是阴谋家不对，因为所谓阴谋家，是在暗地里害人的。他说的是宇宙规律，还再三地，明明地说。不如勉强说他是一位运用宇宙规律来谋求人类真正幸福的策略家，他提出的这三宝，也是从三方面对人审核的纲领和根据。
在《刑事犯罪学》里，要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就必须根据动机（motive），机会（opportunity）和能力（capability）三个基点来审断。检察官根据这三方面来调查起诉，辩护律师也根据这三方面来辩护。譬如，一个人有谋杀人的嫌疑。第一要审查的是，那个死者的死对他是有利无利，还是有害无害。如果无利无害，他何必杀人？第二是要审查他的环境，他有无条件和机会去杀这个人？如果死者在上海，他人在重庆，他怎么杀得到那个人？第三要审查的是，这个嫌疑者有没有能力去杀人，如果他是个瞎子，路都看不见，怎么能飞檐走壁，到楼上杀人？检方和辩方都要根据这三个基点去搜求证据，以求断定此嫌疑者有罪无罪。如果因为某种因素，实在得不到真凭实据的话，只要能建立一个“合理的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推理也可以用来定案。
老子的三宝，也是同样的三个基点，根据这三基点来审查一个人，能不能当领导？人们也要根据这三基点来自己审查，能不能成功？这是很科学的、一目了然的方法。所以老子把它们称为三宝。正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33章）。老子还担心人们不够深刻理解和去执行，他再反过来说：“圣人去甚，去奢，去泰。”（29章）。甚，是过分，也是超强的欲望和企图，与慈正好对立。慈爱的本质是牺牲为人；甚是过分的为己图谋。奢和俭，正好是对立的。泰与谦也正好对立。甚、奢、泰的本质是属于反面否定性的东西，去，是去掉、去否定。也就是损之又损，玄之又玄，否定之否定。去掉甚，自然就是慈，去掉奢，自然就是俭，去掉泰，自然就是谦。这三宝的意义，长阔高深，纸短情长，书不尽意。
世界上，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个血淋淋的事实。它的存在也有它的道理，不是理想主义者骂几句就会消失的。人生在世，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也是血淋淋的事实。所谓人无良谋智，岂能富贵齐。从自身到国家，都得运用智慧、策略，无时无刻地保护自己，胜过敌人。这是生存的基本要求，急迫性有时都只在呼吸之间。
黄老智慧
黄老智慧
第二部 《老子道德经》新论
第五讲 我
（美）张绪通
笛卡儿（ReneDescartes1596…1650）是个划时代的怀疑论倡导者，由于对凡事保持怀疑态度，是真是假就必须经过详细地求证，他就不断地思索。因此产生了一个代表性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由于我能不断地思索，所以证明了“我”的存在，我的思索等于我的存在。
老子说：“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13章）。老子在这里说，一切宠辱、得失、福祉、祸患，都是因为有这个身体的存在。如果一旦“我”没有了这个身体，那一切都与我不相干了。如果套笛卡儿的话来说，就是“我有身，故我在”。我的身体等于我的存在。那么“身体”是什么？明显地，老子的“身体”不止限于“思索”。
巴利文《弥兰王问经》与《那比丘经》说：“那先问王言，名车何所为车者，轴为车耶？王言：轴不为车。那先言：辋为车耶？王言：辋不为车。那先言：辐为车耶？王言：辐不为车……那先言：合聚是诸材木，著一面宁为车耶？王言：合聚是诸材木，著一面不为车也。那先言：假令不合聚是诸材木，宁为车耶？王言：不合聚是诸材木，不为车。那先言：音声为车耶？王言：音声不为车。那先言：何所为车耶？王便默然不语。”这段话很是唆。这个那先问来问去，总是把车的一部分当做车的全部来问，问到弥兰王烦死了，看他执迷不悟，就默然不语。接下去“那先言：佛说之‘如合聚是诸材木用’为车。（车子是合聚一切用为车子的材料，如辕、辋、轮、轭、辐……合在一起的总称。）人亦如是。合聚：头、面、耳、鼻、口、颈、项、肩、骨肉、手足、肝、腑、心、脾、肾、肠、胃、颜色、声响、喘息、苦乐、善恶，合聚名为人。王言：善哉！善哉！”这段话用来描写老子的“身”，恐怕是最近似的了。因此，老子的“我”，即是我的诸肢百节，经络腑脏，思想意志，情觉欲望一切的总合，包括了宠辱、得失、祸福，也明显地包括了笛卡儿的“我思”。由于老子重视“我思”，同时重视“我思”以外的身体其他各个组成部分与功能，所以对于“我”的认识和处理的方法，比笛卡儿的层面就深广得多了。如果按照佛教《那比丘经》的逻辑来说，“车”是诸材木的合聚，光是一个“辕”，就不能称为“车”，这是“一不能概全”颠扑不破的逻辑原理。“我”不只是“思”，以“思”作“我”，就犯了“以一概全”的毛病。
“我”既然包括了身体诸肢百节和腑脏的各种机能，首先保持身体健康，以达到长生久视，这是老子哲学里的一个重要部分。可惜笛卡儿哲学里付诸缺如，所以他活到五十出头就死了。老子讲究“长生久视”“专气致柔”，但这并不就是老子。只不过是那些“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庄子·刻意篇》的“导引之士”所嗜好的东西罢了。“吐故纳新”和“熊经鸟伸”的确是“专气致柔”（保持细胞新陈代谢和诸肢百节柔软和谐。）不二法门的好方法。代表一个人的存在，身体是首要。譬如，一首最美妙的音乐是从一个钢琴里弹奏出来的，如果这架钢琴烂掉了，还能弹奏出什么来呢？人的身体如果早早地就不存在了，他还能发挥出什么能力来呢？颜回，有闻一知十的本领，聪明倜傥，领袖群伦，可是早早就死了，所谓壮志未酬身先死，是人生的最大遗憾。但这长生久视并不是老子“我”的全部。“我”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之上，“我”不仅应该长生久视，也应该是一个出类拔萃，有抱负，有贡献的“我”。要“我”做一个有成就的“我”，老子的教导是在众家哲学中出类拔萃的。根据老子的教导，不仅当“我”还存在的时候，是成功的，即使到了那天，“我”必须离开这个世界，“我”已经不再存在了，而“我”的成功却还能继续存在，这就是“死而不亡者寿”（33章）。古语说：“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算是成功的榜样，从老子的话看来，那就还是不够理想的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老子的“我”的来源。投胎转世是印度的特产，人的今生存在，是前生一切作为的总结果。无论你是谁，也无能改变现状。假如一个人翻然悔悟，今生的努力行善，也只不过是为来生累积善因罢了，是谓三世因果。这个“回轮转世”之说，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构造，它既无法科学地被证明为是，也不能被证明为非。譬如，我说我是由我的前生某某转世投胎而来的，无论你是谁，也无法妥当地证实我真的是那么一回事，或真的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过，我只要保持此说，我今生的一切失误，责任就推到前生的身上了。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前生造因，今生结果，这个因果之间也并不是有着完全直接的联系的，中间还有一个转接机构，就是阴曹地府，阎罗王是那里的领导，手握安排指令投胎转世的大权。从蒲松龄笔下的《聊斋志异》里的描写看，他不止一次地陈说，阴曹地府里从阎罗王到小鬼卒都明目张胆地贿赂公行，贪污腐败比阳间还厉害，没有钱就寸步难行。寻常百姓在阴曹地府里关系不够，钱财使得不足，就不能得到最起码的公平待遇，也根本没有可能投生“善地”。这种“冤屈”是冤沉海底，永远无处可诉的。与蒲松龄异曲同工的另一则故事，是某甲与某乙是同乡、同学又是同僚，薰莸相投。某甲死后，不知道用了什么关系，搞到了阎王的位置。某乙死后，去拜谒老朋友，送了非常重大的一笔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