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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公。《阴符经》说：“天之至私，用之至公。”所谓，天有好生之德，而不得不生。天无意而生生不息，这是它的大私。可是人和万物并没有怨恨天的生生不息，反而心存感激它的养育大恩。因此，大私反而转化成了大公。譬如汤武革命，本是极自私的行为，由于他们真的是吊民伐罪，为人民造福，从而被人民歌颂，转化成了大公。戚继光的戚家军去剿倭寇，带着儿子在军中，不巧儿子犯了军法。大家都说：公子犯了军法，是为了传递紧急情报，不得已越次奔驰而犯了这个不怎么了不起的军法，情有可原，不算犯罪。戚继光认为，如果每人都越次奔驰，也都有一个不得已的理由，那么还能成一个有纪律的军队吗？依法当斩。于是斩了儿子，一军大振。还有谁敢玩令不遵！万众一心，打垮了侵略的日本鬼子，几百年再不敢来中国找麻烦。父子之情是至私，杀了犯法的儿子，转化成了大公。有了这个大公，才有伟大的战果，为整个国家民族扬眉吐气，又是大公之大公。这是中国历史里非常特殊而有力的个案，研究战史的，没有不竖起大拇指的。一百篇兵法的理论，也赶不上一个实例。孔明挥泪斩马谡比起戚家的事例，还是差多了。
在中国历史里，大人物的父子关系问题向来是个解不开的结，非常头痛。谁人无子？大人物的儿子（包括女儿）有了大人物的遗传，多半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如果他们不肯只当公子少爷享福，想要出来做一点事业的话，别人就必定会说他是靠特殊关系，特殊照顾的。对他父亲来说，别人也会另眼相看，说他徇私买放，从此对他的人格鄙视，把他看成是老严嵩，背后为千人所指。同时也成为政敌的有力把柄，伺机发作。照理说，不幸做了大人物的儿子，也有他做人的基本权利，也有对国家人民报效的权利和义务，偏偏由于地位的特殊，即使才高八斗，别人也会嗤之以鼻，这非常不公平。做儿子的处境很难，不是被一群小人巴结利用，就是被父亲的政敌利用，甚至于被外国人利用，骂名千古，总落不到好结果（甚至于父亲大人过世之后，别人还要找他算账）。做这样的儿子要想出头，谈何容易？做他父亲的便也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做戚继光，把儿子杀了而成大名，成大功；一是选择做严嵩，宠着儿子发财，最后同归于尽。其实，大人物和儿子都应该有智慧，好好平心静气地面对这些不如意的可能性。如果能开诚布公，把问题处理好的话，父亲幸甚！儿子幸甚！国家民族幸甚！如果儿子不甘只做个少爷，就避免置身于政界、军界，最不可置身于经济界、商界。瓜田李下，应该自避嫌疑。最好是当教授，科学家，医生，文艺家，一样地位清高，名誉响亮。再不然，就自动下放，到边疆去开垦。即使仗着父亲大人的方便，也会流芳百世，人人景仰。这是化私为公的辩证运用！不可不察焉！
中国最古时，尧舜禅让，被视为天下为公的上圣。到了大禹之后，改成世袭。这个制度沿袭了几千年，直到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复归于共和，没有了世袭的皇帝。过去皇帝世袭，要是皇帝无子，或迟迟不立东宫，就要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有人热心得为此自杀。因为从理论上讲，皇帝是个无为的虚位，象征国家而已，不立东宫，启天下有野心的窥伺窃夺之心，国本摇动，不利于天下。至于那实际上办事掌管行政的首相，才代表政府，是绝对不容许世袭的。如果一个首相想搞世袭，或者仅仅让儿子参与，就必定立即成为千夫所指的大奸大恶！他的势力再大，也是不旋踵而殒灭，还要被骂名千古。严嵩、王安石都是代表。近至民国初年的袁氏父子，一时势力可以一手包天，就胆敢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不旋踵而灰飞烟灭。
（四）精神。“命之制，在气。”就是：军队生存和战胜的机制，在于“军魂”，也就是：军队精神的契机。有的古本《阴符经》把“命之制”的“命”字，写作“禽”字，这也是《阴符经》好用奇字的表现。古人常用有生命的鸷鸟、猛兽来比喻军队。鬼谷子的《本经阴符七篇》就有：分威法伏熊，散势法鸷鸟等句。（有人认为黄帝阴符经是鬼谷子所著。既然鬼谷子著了黄帝阴符经，为什么还著了《本经阴符七篇》？有意要闹个双包案吗？如果说鬼谷子曾把黄帝阴符经传过给苏秦，这个假设可能比较近似。）古人也直接把军队称为貔貅。禽兽等发动、制胜，都在于“气势”。它们都会先潜伏涵养，待间（时）而动，一旦把握住情况，就发动快速强烈的搏击，让对方根本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因此，这个蓄势待发的意义有二。一是《吴子兵法》吴起所说的“气机”，就是军队的使命和精神，因而要发挥团结合作的庞大战斗力量；一是《孙子兵法》孙武所说的“形势”，“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可作为迅烈的战术运用。
（五）必死。《阴符经》说：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魏武侯问吴起说：“赏罚严明就可以制胜吗？”吴起回答说：“有关赏罚的事，我在此不愿多予置评。但我能肯定，不能单靠赏罚来获取胜利。然而，发号施令，士卒愿意奉行；军队启发，士卒愿意奋战；战斗开始，士卒愿意去出生入死。这三点才是人主所有恃无恐的把握所在！”（《吴子兵法》励士篇）。同时说：“出师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临敌不怀生”（论将篇）。“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就是要求军士都怀着“必死”之心。能达到这种层次，所依赖的是平日严格有素的训练，以及军士们的使命感和军魂。所以孙子说，置诸死地而后生。生为死根，死为生根，有了这种辩证法则作为指导原理，才能保证胜利，保证生还。更有一层的意义，是牺牲。牺牲一个小我，拯救整个大我。这是从前武士们传统的伟大精神：我的死亡，换成了众人的生存，是所谓我死犹生，死而不朽的崇高价值。所谓一夫拼命，万夫莫敌，再加上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这场战争就已经胜利了。
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分崩离析，群雄并起。唐初扫平天下，中国复归统一。不过国力消耗太大，一时未能富强。西北方的突厥，虎视眈眈，一心要并吞中原。大唐不得已向他称臣纳贡，割地赔款，屈辱非常。等到有一天，中原的实力培养得差不多了，太宗派李靖统兵征伐突厥，李靖觉得突厥势大力强，不能马虎，于是派唐俭为特使，出使突厥。突厥接待唐使，正要百般要挟。李靖潜伏紧跟在后的大军，突起发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一举歼灭了突厥。在兵法里用间，李靖以唐俭为死间，牺牲了一个唐俭（厚恤其家），换得了全中原地区的安泰。大唐的光荣，至今犹存。
（六）隆恩。《阴符经》说：“恩生于害；害生于恩。”这是另一套用兵的辩证法则。《三略兵法》上略：兴国之师，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以寡胜众者，恩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故将之养士，如养自己之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这是说兴兵动员之前，必须先广布恩泽；攻敌伐国之先，必须培养民心。恩与养，是时时刻刻为士兵和人民的利益着想，以期融成众志成城的巨大力量。恩、养的要领，上略列出了几个要求：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合也。黄石公还举了个例子说：从前有人送了一坛好酒到军前，那位优良的主将，命令把酒倒进了附近的河里，与士卒同饮河里的水。这叫与士卒同滋味，共安危。他解释说：夫一箪之醪（一坛好酒），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吴起也说：“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难，则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矣。”（《吴子兵法》图国篇）。吴起带兵，遇有疾病者，他衣不解带，亲奉汤药。士卒生了疮，他不惜为他们亲自用口吸疮吮脓，比同甘共苦，还要翻上几倍。这些施恩的种种手法，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士卒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报答他。对士卒来说，怀必死之心，是“害”。这个害，却是从受恩惠而来的。士卒在战场上牺牲了生命，换取而来的是国泰民安。那么国泰民安的恩惠，又是从士卒牺牲自己生命的害而来。
恩与害的关系，也就是利与害的关系。孙子曰：“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孙子兵法》作战篇）”历史上的“长平之役”，秦将白起一夜坑杀赵兵四十万。原因在赵孝成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任用赵括为上将军，代替驻守长平的老将廉颇。赵括受命之日，赵母上书赵王，请求收回成命，免去赵括职务。于是赵王召见赵母，要问她个详细。赵母奏道：“从前先夫赵奢在时，与儿子讨论兵法，他说不过儿子。他说儿子赵括，将来断不可以为将，为将必败。因为他少年气盛，徒逞口舌，空诵兵法，毫无实际，不是将才。知子莫若父，此其一。他能背诵兵法，对答如流，却完全不通权变，此其二。先夫在时，受命之日，即忘其家，在营中与士卒同甘共苦。而赵括受命之日，在家连日大宴宾朋，受人祝贺，此其三。先夫在营，事无巨细，必定战战兢兢，博谘于众，详细研究，不敢贸然自专。而赵括在校场上高座，威风十足，士卒对他都不敢仰视，此其四。主上有所赏赐，先夫都分予士卒同享，涓滴不归私家。而赵括则喜形于色，将全部金帛收藏在家中，此其五。老妾叫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