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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由于缺乏监管，很多本应进行私募的筹资活动远远超出了范围，成为了变相的公开募集，扩大了风险并引起了社会问题。 尽管私募在我国鱼龙混杂，但健康的、正当的私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起到了和正在起着积极的作用。80年代江苏一带乡镇企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资本动员方式的成功，当时由于正式金融带有很强的计划色彩，所以通过基层政府动员资本成就了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外发展。浙江温州一带并没有多少乡镇企业，但经济也发展得较快，其资本动员方式更多地是依靠市场化的民间借贷和私募，民间借贷和私募成就了温州家庭企业的发展。浙江和江苏资本土壤的不同使他们有着不同的资本动员方式和不同的企业模式，浙江的民间非正式金融要比江苏活跃；广东的发展得益于外资，但私募的作用也决不可忽略。
私募资本的作用
1、有利于创业企业和高成长项目的产业化
高成长项目产业化率低是我国的一个大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就是融资难。高成长项目一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成果拥有者和投资者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高成长项目很难从正式的、传统的金融部门获得资金，此时私募就能起很大作用。私募既可以突破正式金融对融资者的信用记录、规模、赢利性、担保等方面的限制，又能够以灵活的条款设计（包括高利率）来吸引投资者和补偿投资风险，所以能成为高科技产业化融资的一个好方式。美国的许多高成长企业在初创时都是以私募的方式进行融资的。
2、有利于民间企业的发展
私募有利于民间企业、特别是正式金融力量薄弱的中西部地区民间企业的发展。我国民间企业很难从正式金融获得资金，这种状况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就得到扭转，即使金融市场极为发达的国家，小企业也较难从正式金融受益。适当发展私募资本市场，就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促进作用。
3、有利于更灵活地募集资金和实行财务管理
我国有一些企业向职工紧急集资用于生产经营就属于此类，这些企业可能负债率已经很高，银行不愿贷款，也没有别的企业愿意担保，但企业领导可能会给职工“交底”，职工知道所集资金的确能够带来赢利和保证回报，所以私募在某些情况下更能够消除投资者和筹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4、有利于我国的企业改制
我国许多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的其中一个重要方式是实行职工持股或骨干层持股。这种改制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完全是将存量资产分给个人，而是通过增量募集来稀释存量资产，所以这也牵涉到私募问题。我国通常把这类情况归于走向募集，这实际上并不确切，更重要的是没有合适的走向募集法律来规范这种行为，所以很容易引起矛盾、纠纷、甚至欺诈。我们应该一方面允许这种方式的改制，另一方面，将这种募集界定为私募，有利于通过法律手段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有利于防止纠纷、欺诈等社会问题。
如何鼓励引导我国的私募
我国的私募资本事实上是处于地下和半地下的状态，健康的私募得不到鼓励和引导，欺诈性的私募难于得到禁止。由于我国正式的法律文件中并没有私募的概念，我国也并没有系统地考虑过私募的积极作用，再加上我们对于民间金融活动的风险性和诈骗性的担忧，私募实际上是被抑制的。采取一些措施，适度发展我国的私募资本市场，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首先，要使私募成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概念并对其范围作出界定。私募是与公开募集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只有在有关证券的法律中界定哪些募集行为可以获得审核豁免，这些被豁免的募集行为只能以什么方式、在什么范围内进行，才能使私募有法可依。 其次，允许以私募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原则上一美元、一个人就可以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我国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很严格，有关法律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额，规定了自然人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发起人必须多于五人，而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又必须公开募集，加大了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难度。如果私募的法律地位能够确立，以私募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少于五人就可以发起设立并在设立后进行私募，都是可以接受的，这对于小型公司的创立和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 第三，发展机构投资者，并适度发展专业化的私募投资基金。私募资本风险较大，所以募集对象只能是具有风险判断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这类投资者当然包括富有的家庭和个人，但大部分还是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捐赠基金、保险公司、大企业的投资公司等等。对于私募资本市场来说，有较多剩余资金的家庭也是潜在的投资者，但要吸引这些资金并控制风险，较好的方式是发展专业化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专业化投资基金不但有利于监管，而且可以介入受资企业的治理，能更有效地控制投资风险。 在美国这样的法制社会，控制风险和防范诈骗的方式既有对私募范围的限制，也非常依赖于募集者的信息披露和当事者对募集者披露不足的诉讼。很多民间金融活动看起来是民不告，官不究，但事实上民很喜欢告，所以诈骗活动慑于诉讼的威力而没有什么大市场，当事人已发生的损失追偿也只限于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但我国的情况不一样，遇到欺诈性募集，可能没有人去告，而且还会积极参与，而一旦构成损失，当事人就可能要求“官府”承担责任，甚至正常的风险性投资亏损也要政府赔偿。而一些高息集资带有很强的欺诈性和赌博性，投资者明明知道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回报，明明知道募集者的承诺是虚假的、披露是误导性的，但还是要投资并介绍别人投资。因此，在我国要有效防范风险和诈骗，必须主要立足于对私募范围的事前限制，而不能像美国那样过多依赖证券理论中的披露主义和事后的以虚假披露为基础的查究。另外，我们惯常以回报率的高低来判定是否是非法集资和是否应被禁止，这实际上既会抑制正当的私募，也并不能防范诈骗。同欺诈性集资一样，正当的私募通常也都是以高回报来吸引投资者，因为私募往往是高风险投资，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如见的年回报率都是不可能的，因而肯定是诈骗。而真正的诈骗者，即使以10％的回报率来集资也照样可以诈骗。所以，对私募风险的控制、对诈骗的防范，不应该是以简单的标准来判定是非，而应有一整套法律规范。首先，必须对证券的范围作尽可能全面的界定。第二，对募集方式作出限制。第三，对募集对象、募集人数、募集金额等作出限制。第四，对流动性作出限制。 总之私募市场与民间金融市场重叠性较强，如何发动民营资本设立利用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等新兴金融工具的独特运营机制，也许是民间金融突破的一个有效途径！？
编辑本段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坎坷之路
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尤其是沿海地区农村，如浙江、福建、广东等。从1986年开始，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已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企业之间，特别是民营企业之间的直接临时资金拆借或高于银行固定利率性质的民间借贷数量巨大，估计仅2000年企业之间直接拆借或借贷的金额高达800～1000亿元人民币。然而，相对于巨大的民间资本规模，我国的民间金融规模并不大，据有关估计，我国民间金融总量大约在3000亿元，占全国金融总量的0。3％。这也说明，我国的民间资本潜力巨大，民间融资尚未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限制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但真正的民营银行迄今为止还只有民生银行一家，其它进入银行业的资本都是以参股的形式介入，目前11家股份制银行中的其它10家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没有一家是民间资本控股的。我国目前正在由徐滇庆教授组织的5 家民营银行的试点研究工作（这五家民营银行是：沈阳瑞丰银行、广东南华银行、深圳民华银行、江苏苏南银行、西安长城银行，参与试点的企业包括：东宇集团、申达集团、丰嘉集团、志高空调公司、中科智担保公司等），已进行了几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至今没有一家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所以说，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还处于边缘地位。
编辑本段民间资本的多种投资方式
民间资本已成为我国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以外的第三支力量。我国民间资本蕴藏着巨大的能量，目前3000亿元的民间金融总量，相对于8万亿居民储蓄存款和12万亿民间资本来说，现有的资本市场还远没有将民间资本充分激活。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寻找民间资本的多种投资方式。其主要途径有：
民间金融公开化、合法化
一是民间金融形式如各种基金会、私人钱庄、企业集资等取得合法形式，银行监管机构对其加强监管。对一些确具备一定的注册资本金、能够依法经营、履约率较高的私人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应允许其在一定期限内转为合法民间金融机构，对其加强管理和监督。二是鼓励民间资金进入正规金融机构。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机构，既可以借鉴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让民间投资人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加入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银行；又可以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有条件的地方可成立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从体制上为农村金融机构更广泛地吸收社会资本金、增强服务功能创造条件。目前，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