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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成果
当中国人民满怀豪情地迈进社会主义大门之时，历史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在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且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此，带着欣喜和美好憧憬的人们，既有凝思，又有困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借鉴苏联经验，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初步探索这一道路的进程中，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成果，闪烁着夺目的光点，为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增添了新财富。它指导着中国人民取得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也为后来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思想源泉和智慧启迪。
第1节 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任务的提出
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绝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毛泽东认为，要学会建设一个新国家，首先要从学习别人的经验开始。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成就显示了苏联模式的威力，吸引着一切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和他们所领导的人民。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苏联这个别无选择的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中国各族人民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这样说过：“我们搞革命有经验，但建设没有经验，还须硬搬一部分苏联的经验，……因为我们不向苏联学向谁学呢？”（郑谦等著：《晚年岁月—1956年后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苏联“老大哥”固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可资模仿的样板。建国初期中国从苏联学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国民经济、保证重点建设和保障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五”计划期间，正是在这种体制的组织下，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了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体现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然而，地理、资源、文化、历史等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苏联的经验即使是正确的，也有许多不适用于中国的地方，更何况还有不少负面的东西。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暴露。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和党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管理体制遇到了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建设中比例失调的问题日益凸现。
毛泽东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进程中也逐渐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陆续发现苏联的一些经验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1955年底，他在党内率先提出了如何借鉴苏联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问题。接着，与刘少奇等同志直接领导了历时几个月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工作，发现了许多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例如：产业结构，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问题；生产力布局，主要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经济体制，主要是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责任、权利、利益的分配问题；管理体制，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等等。
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在如何对待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经验问题上形成了许多共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明确提出，对苏联的经验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毛泽东更是在各种场合阐述对待外国经验应该采取的辩证态度。他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740~741页。） 他充分肯定了陈云主管财经工作不完全照抄照搬苏联的做法，有自己的创造；提出要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相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这就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风貌和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坚定信心。
正当毛泽东提出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候，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所作的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份报告文件，很快在苏联国内外传开，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此，中共中央在1956年3月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毛泽东在发言时指出，赫鲁晓夫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他的这个报告表明，苏联、苏共和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他强调说，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4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命题。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这两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比较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在报告的引言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720～721页。） 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道路的根本指导思想。
二 对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随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任务的提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首先认识和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后，面临怎样的现实国情？对此，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在不同场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第一，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不完善。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但又还很不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也存在着薄弱环节。毛泽东还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建成和完全巩固，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国内外各种条件，其中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后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阶段，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认为，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第二，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穷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80％以上。他还多次用“一穷二白”来比喻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他说，这些既是缺点，是坏事，但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他同时认为，这种“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不可能在短时间里根本改变。
第三，生产关系和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考察苏联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总结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一命题出发，提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同资本主义社会等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