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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2．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页。）“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因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国家，农民，是革命所要解放的主要对象，是革命所需力量的主要来源，因此，农民必然成为中国武装斗争的主体。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有着农民战争悠久历史的国家，总结历代农民战争的经验，继承历代农民战争的传统，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任务。
马列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与中国的这种民族特点结合起来，便产生出一种新式的农民革命战争。这种革命战争，既吸收了历代农民战争的长处，又抛弃了历代农民战争的弱点，是真正中国化、真正民族化的革命模式。马克思和列宁都曾把德国与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上。马克思说：“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列宁也说：世界帝国主义战争使俄国革命的发展“使处于东方即将开始或部分已经开始的革命边缘的俄国，发展到有条件实现像马克思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856年谈到普鲁士时曾作为一种可能的前途提出来的‘农民战争’同工人的联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马克思和列宁设想的这种“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中国无产阶级用一种新式的农民战争，成功地解决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未曾有过的壮丽事业。
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党领导人民进行了10年土地革命战争和8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最后以4年国内解放战争消灭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
二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1．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取得了胜利，但在中国却行不通。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当时在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的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27页。）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强大的敌人长期占据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因此，中国革命的道路既不同于俄国，也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便产生了。
中国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国家，农民是革命所需力量的主要来源，必然成为中国武装斗争的主体。既然中国的武装斗争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斗争，那么党的工作重点，革命的战争基地就必须放在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页。）
总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战争基地。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2．中国共产党发动城市中心暴动的教训
中国共产党人开展武装斗争，曾付出过血的代价，经历了由以城市为中心向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可以说，没有以城市为中心暴动的失败，就没有以农村为中心，用农村包围城市去最后夺取政权的胜利。
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本来城市应该领导农村，因为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历史已经证明，谁想夺取政权，谁就得首先占领城市。1871年，人类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政权，是在法国的大城市巴黎诞生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是首先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 ，建立革命政权的。
但是，各国的国情并非完全一致，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只能借鉴并沿袭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暴动的传统模式。
瞿秋白是一位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等问题的认识比较早。但在1927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由于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那兹的影响，对武装斗争是否应以农村为中心，存在过疑虑。他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曾说：“乡村中农民的斗争始终不能超出游击战争的限度而得以巩固的胜利，乃因为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
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在革命紧要关头，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其历史功绩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湘鄂赣粤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主要任务，但会议仍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同年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罗明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指出：“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的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依然强调城市的领导作用与工人运动高潮是“决定胜负的力量”。这次大会提出的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准备全国工农总暴动的路线，仍然是“城市中心”的观点。
上述关于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武装斗争的认识，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从中共中央一些主要负责人的文章和谈话中看，都认为是坚持了十月革命的正确道路。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相继在一些中心城市发动了武装起义，其结果都适得其反，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其一，南昌起义选择了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北伐的道路。1927年发动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但是，南昌起义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想占领中心城市广州，以广东做根据地，再举北伐。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途中，几乎全军覆灭，未能达到目的。
其二，秋收起义的原计划是攻打中心城市长沙。“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发动和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这次起义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虽然采取四乡暴动的方式，但起义最初的主攻方向仍然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其直接目的也未能实现。
其三，广州起义实行的中心城市武装起义造成革命高潮的方针。广州起义发生在“八七”会议以后，由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和广东省委决定发动的。按照原计划，当南昌起义军南征入粤并与东江农民军汇合后，一起进攻广州，建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起义后称广州苏维埃，又称广州公社）。实际上，这是一个以实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冒险主义方针。由于中外反动力量的联合围攻，起义也告失败。
此外，从1927年秋到1929年，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其他一些地区先后发动了上百次武装起义，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这些起义虽然为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积累了经验，但都因没有解决革命的主攻方向问题而招致失败。失败的教训表明：在中国，实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是行不通的。
三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理论
1．红军的创建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国民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共产党认识到：武装工农“实是我党第一等的责任”。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以致在国民党反动派背叛时无力抵抗。“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