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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必须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右是自动放弃领导权，“把整个队伍送出去”。陈独秀就是如此，他曾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导致国民革命失败。“左”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成为“无兵司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就是这样，使中国革命多灾多难。可见。“左”和右都会葬送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领导权问题上的“左”、右倾错误，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一环。
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极其重大。毛泽东认为，“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
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中的“人民大众的”，就是指的革命动力。中国社会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而且规定了革命的动力。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页。）
毛泽东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础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庞大群体。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社会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但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较少，单靠本阶级的力量难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无产阶级要领导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和阶层。
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首先，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里，广大农民既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大的掠夺对象，也是封建地主阶级最直接的压榨对象，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最重，受剥削最深，因而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中国农民阶级历来表现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以及在历次反侵略反封建的战争中，农民都扮演了革命主力军的角色。他们在农村中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发起势如暴风骤雨的农民运动，冲破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动摇着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冲击着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墙脚。斗争情况表明，农民是“革命先锋”，农民运动“好得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5页。）
其次，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的民主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是中国军队的来源”；“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1078页。） 。但农民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不同阶层的，其革命性也是有区别的。富农带有半封建性，约占农村人口的5％左右，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富农对待革命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一般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在反对地主的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中农约占农村人口的20％左右，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是游移的，但革命形势高涨时，他们可以参加革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是革命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贫农，连同雇农一起，约占农村人口的70％左右，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贫农由于经济上“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因而不怕失掉什么，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大业的元勋，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只有广大农民的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落到实处，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才能被彻底推翻，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才会根本倒塌，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在农民问题上发生过两种错误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只注意工人运动，忘记了农民。国民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国民革命失败后，逐步地反败为胜，赢得生存，获得发展，并最终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归根到底，就是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他们和农民小生产者一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些小资产阶级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因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同时他们或多或少地具有现代科学知识，政治觉悟较高，他们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可以说，“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当然，要使知识分子成为自觉的和坚定的革命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以纠正其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克服其动摇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他们所直接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革命的对象。但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分别从属于不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当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尖锐冲突时，或当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统一战线，但是一到其主子起来反对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跟随主子反对革命了。抗日战争时期，从属于英美国家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就属上述情况。因此，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带着其政治目的与无产阶级暂时联合时，无产阶级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与他们的反动性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他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因此，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五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指出：“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8页。） 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因此，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即使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在之后开始领导中国革命，但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仍是反帝反封建，这就决定了这时的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当然，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由资产阶级变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由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变为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范畴由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变为了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程度由反帝反封建不彻底变为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前途由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变为了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因而，它“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毛泽东选集》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