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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是在长时期敌我力量悬殊的艰苦环境中进行的，因此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宣传和发动群众，并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斗争。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1929年，在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首次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只有深入群众斗争的实际，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才能形成正确的阶级估量和工作指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工作进行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指导，就一定会失掉群众并会把各项工作搞糟。这里，毛泽东已经论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1943年6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标志着这一路线的系统化和成熟。1945年中共七大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正式载入新的党章，从此，这条路线成为全党在各项工作中自觉遵循的宗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充分说明，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循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观点，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使长期处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的党，从小到大，成长壮大起来。建国以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丰富和深化了党的群众路线。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毛泽东都从不同角度重申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其内容。
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以及对我国主要矛盾的判断发生严重失误，在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都简单地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动了一系列运动。这些运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走群众路线，但实质上却根本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党的群众路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在对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指出了恢复和继续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的极端重要性，把是否正确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到执政党的党风和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新的时代与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
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党的一切工作与努力；都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是党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经引用过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要求每一个党员和干部都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党的队伍中；每一个人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不管他们担负的是重要的领导职务；还是普通的战斗员、炊事员、饲养员，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直接或间接地为人民服务；他们都是平等的、光荣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同群众利益的关系；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每个人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准则，当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服从群众的利益；甚至为了群众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那种站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的违法乱纪行为；那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个人主义，那种只知当官做老爷、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等等；都是同党的根本宗旨相对立的。
一切为了群众；就必须对人民负责；善于为人民服务。能否正确处理对人民群众负责和对领导机关负责的关系；是能否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为人民服务的关键。作为下级机关；必须服从上级领导机关；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所规定的。但是；不能把对上级机关负责同对人民群众负责对立起来；更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而不管人民群众的利益如何；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因为；下级要对上级负责；而全党都要对人民群众负责；是否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取最大的利益；是判断我们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最高标准。
如果说；一切为了群众；讲的是目的。那么一切依靠群众；就是手段的问题；就是如何为了群众的问题。一切依靠群众；首先要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要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共产党人只是人民群众的领路人；是革命和建设的向导；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我们的全部力量的源泉在于能够密切地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3页。） 一切依靠群众，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的自觉和发动；仅有先锋队的奋斗；人民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人民群众的一切斗争都必须建立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领导的责任，就在于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使群众自愿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群众在实际斗争中知道了真理；认识了自己的利益；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去奋斗。包办代替的办法；命令主义、尾巴主义；都是不可取的。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特别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一切依靠群众；就应该倾听群众的呼声；注意群众的议论；特别要善于听取群众中的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议论；要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有这样一件事情：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有各县县长参加的征粮会议；天突然下起了雷阵雨；雷电击中了会场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县长刘彩云不幸触电身亡。事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泽东！？毛泽东得知后；没有叫人去追查诅咒自己的人；而是认真地向当地干部了解原因。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过重；群众有意见；就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粮任务从20万担 （每担300斤） 减至16万担。群众的怨言消除了；党和边区政府同群众的关系更亲近了；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邓小平曾说过：“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一向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一切依靠群众；还应该在一切工作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式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应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不能墨守成规，拘泥于一些传统模式；要在新形势下努力创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新方式、新方法。在革命战争的特殊年代；党主要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但是；群众运动；只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惟一的方式。认为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实行群众路线的看法是错误的。这是因为；“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
要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就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这也是我们党最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是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过程完全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只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才是检验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标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这就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的工作路线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首先要有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群众作调查；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的精神。领导地位并不能使领导者获得知识和经验；群众中有伟大的创造力；有许许多多的“诸葛亮”；应该先到群众中去；恭恭敬敬地当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把他们的智慧和经验集中起来。
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一般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其中有正确的、部分正确的，甚至错误的。所谓集中起来；当然不是说把群众的这些意见、经验简单地收拢上来；堆积起来；而是要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