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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去，那么这条规则也是适用的。然而，整个进攻的几何形式和统一性在这种情况下，又将会怎么样呢，同被击败的军队相邻的各支军队的翼侧和背后它们又会如何呢？
这正是我们主要要加以批驳的问题。 把一个大规模的进攻与一个几何学上的四方形粘在一起，就陷入了错误的理论体系。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经指出，几何要素在战略上不比在战术上那样有用。 在这里，我们重复一下结论：值得重视的是各个地点上实际上取得的胜利，而不是各个胜利逐渐形成的几何形式，在进攻中特别是这样。在战略的广阔范围内，各个部分的几何位置当然应完全由最高统帅来考虑与决定，任何次一级的指挥官都无权过问他的友邻部队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只能依据指示无条件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在任何场合都是确定不移的。假如由于这个原因引起了严重的不协调，那么，上级常常是可以及时采取补救办法的。 因此，分散活动所产生的主要弊病是可避免的，这个主要弊病就是：影响事件进程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许多疑虑和推测，每个偶然事件不但影响到同它直接有关的那个部分，而且同时影响整体，次一级指挥官个人的弱点和个人的敌忾心具有着过于宽广的活动余地。我们认为，只有当人们还没充分地、认真地研究过战史，没有把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事物区分开，没有估计到人的弱点的全部影响的时候，才会认为上述看法是十分不合情理的。一切有经验的人都会承认，要在分成几个纵队进攻时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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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各个部分的步伐一致来取得胜利，在战术范围就已经极为困难，那么，在各支军队的距离要大得多的战略范围内，就更困难或者根本是不可能的了。 假如各个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那么，分兵进行的战略进攻就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可是，我们不能任意地完全否定这样的进攻，因为我们无法给以改变的情况很可能迫使我们采取这样的进攻，另一方面，即使在战术上，各个部分在作战过程中经常保持步伐一致也是不必要的，至于在战略上，如上面所说，就更没有必要了。 因此，在战略范围，更加没有必要去重视各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的问题，更应该坚持给各个部分分配各自的任务。在这里，我们对如何适当地分配任务还要作上一点重要的补充。１７９３年与１７９４年，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尼德兰，普鲁士军队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 奥军从维也纳开往孔代和伐郎兴时，在路上曾经同由柏林出发到兰道去的普军交叉而过。 奥地利在尼德兰虽然可以防御它的比利时各省，而且还可以去占领法属弗郎德勒，但是，这些利益在当时并不是主要的。在考尼茨侯爵死后，奥地利大臣土古特为了要集中兵力而完全放弃了尼德兰。 的确，奥地利人到弗郎德勒比到阿尔萨斯几乎要远一倍，在兵力受到严格限制，全都要靠现金维持的时代，他这样做决不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情。 但是，土古特大臣显然还抱有着另外的意图，他想把尼德兰置于危急的境地，从而迫使同尼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防御利害攸关的国家作出更大的努力。 可是他失算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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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不会上当的。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的过程始终表明了政治上的利益对于战争进程所起到的影响。普鲁士在阿尔萨斯没有什么要防御的，也没有什么要夺取的。１７９２年，普军曾在骑士精神的驱使下经过洛林向香槟进军，可是，当形势对这次进军不利时，普鲁士继续作战的兴趣就只剩下一半了。 倘若普军是在尼德兰，它们同荷兰是有直接联系的，它们几乎可以把荷兰看作是自己的国土，因为普鲁士曾在１７８７年征服过荷兰。普军在尼德兰就可以掩护下莱菌地区，从而也就掩护了普鲁士王国最靠近战区的那部分国土。 同时，普鲁士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英国的资助，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还可以比较巩固，就不致那么容易地变成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因此，如果奥军主力都配置在上莱茵地区，普军的全部兵力配置在尼德兰，而奥军在尼德兰只留下一个普通的军，那就可能得到好得多的效果。１８１４年，假如用巴尔克来将军代替敢作敢为的布留赫尔来统率着西里西亚军团，而让布留赫尔留在主军中受施瓦尔岑堡的指挥，那么，这一战局或许就彻底失败了。在七年战争中，若敢作敢为的劳东的战区不是在普鲁士王国最坚固的地区西里西亚，而是在帝国军队的地区内，那么，整个战争的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 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须把下列几种不同的情况根据其特点予以区分开。第一种情况是，其他国家同我们共同作战不仅是由于同我们有同盟关系，而且也是为了它们本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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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是，盟国的军队前来作战正是为了援助我们。第三种情况是，将帅个人特点均不同。在前两种情况下，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象１８１３年和１８１４年那样，将各国军队全混合起来，使各个军团都是各国的军队混合编成的好呢，还是尽可能地４让各国的军队各自分开，让它们比较独立地行动好呢？
第一种方法很明显，最为有利，但是这必须有一定的友好关系与共同利益作前提，而具备这种前提条件的情况是很少的。 在各国军队都完全混合起来的情况下，各国政府的利益就十分难区分开来，指挥官自私的想法所起的有害影响也就只能表现在次一级指挥官的身上，因而只表现在战术范围，并且就是在战术范围，也不象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时那样可不受惩罚地、自由地表现出来。当各国军队完全地分开时，这种有害影响就牵涉到战略范围，因而能够起重大的作用。 可是，正如我们说过的，要采用第一种方法，各国政府须具有罕见的牺牲精神。在１８１３年，紧迫的情况迫使得各国政府采取了这种方法，当时，军队最多并对局势的好转贡献最大的俄国皇帝没有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让俄国军队独立作战，而是把他们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司令官指挥，这也是应大加赞扬的。若各国军队不可能这样联合起来，那么，各国军队完全分开当然要比半分半合好一些。 最槽糕的是不同国家的两个独立的司令官在同一个战场上，譬如在七年战争中，俄军、奥军和帝国军队的情形就常常是这样。 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的情况下，须完成的任务就可以完全分开，于是各国军队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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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各自的任务，在形势逼迫下就会进行更多的活动。 若分开的各国军队联系较密切，甚至于是在一个战区内，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一支军队不好的打算就会使另一支军队的力量瘫痪。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下，各国军队要全地分开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因为每个国家本身的利益通常就已为本国军队规定了不同的目标。 在第二种的情况下，前来支援的军队可能没有自己的目标，它常常可以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奥军在１８１５年战局末期与普军在１８０７年战局中就是这样。将帅个人特点的问题，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可是，我们不能不提出一点总的意见，从属部队的指挥官不要任命最小心谨慎的人来担任，而要派最敢作敢为的人来担任。 因。。 。 。 。 。为我们曾指出过，在军队分开行动时要想取得战略上的成果，最重要的莫过于每个部分都积极行动，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的作用，只有这样，某地点发生的错误才可以被其他地点取得的成果所抵消。 也只有指挥官是行动迅速和敢作敢为的人物，他的意志和内心的欲望能驱使他前进时，各个部分才能充分活动起来，仅是客观地、冷静地考虑行动的必然性的人，是很难能使他指挥的那部分军队充分活动起来的。最后还指出，在使用军队和将帅时，只要情况许可，就应使他们的任务和地形情况同他们的特点结合起来。常备军、大量的骑兵、良好的部队、谨慎与明智的年老指挥官应该用在开阔地上；民兵、民众武装、用亡命之徒临时组织起来的武装、敢作敢为的年青指挥官应用在森林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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