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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力在《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一文中说，“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对偶，第二是声律”（《龙虫并雕斋文集》第456页）。对联讲究对仗与平仄，集中体现了古典文学的形式美。北宋词人晏殊有一首名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公推是千古名句。正是这个名句使这首词成为晏殊的代表作，并跻身诗词名篇之一。这个名句实际上首先是作为对联创作的。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引《复斋漫录》记载；晏殊一次邀王琪吃饭，谈起他一个上句：“无可奈何花落去”，恨无下句。王琪应声对道：“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大喜，于是把这个绝妙对句写进了《浣溪沙》一词。杨慎称这个对句“二语工丽，天然奇偶”。这就是对联的艺术魅力。
楹联的艺术性，可以当代学者白启寰先生一副对联来概括：
对非小道，情真意切，可讽可歌，媲美诗词、曲赋、文章，恰似明珠映宝玉；
联本大观，源远流长，亦庄亦趣，增辉堂室、山川、人物，犹如老树灿新花。
楹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同时它又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它可以书写、雕刻、张贴、悬挂；可以撰联、赠联、征联、集联；可以用于金石书画、旅游景点、婚丧喜庆、室内设计、舞台道具、新闻标题、广告宣传、章回小说、文字游戏；有句话，它可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楹联这种实用性和文学性的巧妙统一是其它文学形式和应用文完全没有的。形成这种奇妙统一的原因在于楹联本身所具有的其它文学形式没有的特性。由于楹联是由对仗的上、下联两部分组成，具有外在形式的对称美与和谐美，把它书写镌刻于一特定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的具体场景中的建筑物、构筑物、搭构物的正门两侧，就能够产生鲜明的装饰美化作用、社会交际作用和宣传广告作用。其用途遍及三教九流，已成为一种正宗的主要的用于庆贺、吊挽、装饰的社会生活应用文。也许有人认为，把诗词刻于墙壁碑林，不也同样可以发挥实用功能吗？不错，但诗词是一个整体，不可能分成两半，以对称形式展列出来，它不能书写于门之两侧。而“门”，则是一个建筑物的中心，是其黄金段位，好比一个人的脸面。挂在大门两侧的楹联和刻在墙壁上的诗词，其实用功能的发挥是有天壤之别的。
通俗性和高雅性的统一：人们常说对联雅俗共赏，这丝毫不假。试想，还有那一种文学形式，象楹联一样，上为学者文人，下为妇人孺子所喜闻乐道，既可走进象牙之塔，又能步入陇亩民间，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呢？这种奇妙的合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在于楹联是一种既简单又复杂、既纯粹又丰富的艺术，诚如前所述，楹联的规则并不复杂，尤其是对语言的色彩、风格，对题材、内容都没有什么要求，它一般很短小，又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不象其它文学形式戴着一副高雅的面孔，它易学、易懂、易记，也不难写。只要对得好，无论语言之俗雅，题材之大小，思想之深浅，皆成对联。但其他文学则未必然。诗尚典雅蕴藉，如“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之类，只能称之为“打油诗”。一般人是不敢问津诗词的，怕写成打油诗。而楹联，至若逢年过节，家家写之，户户贴之，实为文学中之最通俗者。但是，楹联俗而能雅，而且是大雅。楹联固规则简单，形式纯粹，但其对道、联艺，却博大精深，没有止境。短小隽永者，一语天然，非俗手能为；长篇巨制者则更是铺锦列绣，千汇万状，如同史诗，非大手笔不能作。那些优秀的风景名胜联，辉映山川古迹，永放异彩；那些著名的哲理格言联，传播四海，流芳百世；那些仁人志士的言志联，慷慨磊落，光耀千秋，岂非大雅乎？
严肃性和游戏性的统一：一般来说，文学和艺术是严肃的，人们反对游戏文学、游戏语言的那种不严肃的创作态度。但对于楹联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楹联历来被很多人视为笔墨游戏，虽为偏见，但也说明了楹联具游戏性的特点。由于楹联追求对仗，自然是对得越工稳，越巧妙越好。这其中既是文学创作，又包含了思维游戏和语言游戏的成份。如果单纯向对得工、对得巧上发展，就纯粹变成了一种语文斗才和思想斗智。事实上，纯以逗乐谐趣、斗智试才为目的游戏性楹联也不少，它往往借助汉字音、形、义某一方面的特殊情况，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别出心裁的奇思异构撰写而成。游戏性楹联在宋代就很普遍了。苏轼就曾经创作过不少游戏性对联，留下了许多趣闻佳话。从他以后，对对子成为文人之间乃至普通百姓中试才斗智的一种主要方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明代的朱元璋、刘基、解缙、清代的乾隆、纪昀、都是热衷于游戏性对联的大师。
楹联具有游戏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楹联就变成了一种游戏。事实上，楹联能谐能庄，既是一种带游戏性的语言艺术，同时又具有文学的严肃性。那些极为庄重典雅的场合，如名胜古迹、祠墓碑林，如书院会馆、官厅衙署，都书挂楹联。人们以联斗智游戏，也用楹联来抒情言志、评人论史、写景状物。清末有个叫赵藩的，在成都武侯祠题了一联。联云：
武侯祠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楹联既概括了诸葛亮用兵四川的特点，又总览了诸葛亮治理四川的策略，借此提出自己关于正反、宽严、和战、文武诸方面的政见，极富哲理，蕴含深刻的辩证法，发人深思。和历史任何优秀的哲理诗相比，它都毫不示弱。此联问世以来，好评如潮。人们“看中”的，正是此联深刻性和严肃性。毛泽东1958年参观武侯祠时，对此联看得很细，予以高度评价。
这就是中国楹联，一种充满矛盾和对立统一的特殊艺术形式。
【对联之文体】
楹联的文体归属，是个没有完全谈清说透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楹联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诗，有的人则认为楹联属骈体文范畴。有人说楹联就是一种应用文，还有人说楹联是民间文学。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从中国古代文体的参照系来看，楹联独具一格，别是一家，是一种与诗、词、曲、骈体文等并立的古典格律文学样式。
楹联非诗：前人多把楹联看做韵文大家族中的一员，或者把楹联看作是“诗余”，称为“袖珍诗”、“诗中之诗”、“两行诗”。这种看法经不起推敲。显而易见，楹联无法划归韵文或诗歌范畴。首先，楹联不用韵，而中国传统古典诗歌（韵文）都是押韵的。押韵是韵文最重要的特征。否则，何以言韵文？从四言诗《诗经》、骚体诗、古乐府诗、古诗到近体诗，都是用韵的。可见用韵之于诗，若对仗之于楹联，乃根本法则，楹联既不押韵，何以称诗？再则，从句子看，诗的句子一般是较整饬的。四言诗每句四字，五言、六言、七言每句分别是五、六、七字。古风中个别句子略有长短变化。而楹联则不然，句子长短可任意变化，只要上下联对仗就行。可见，楹联不属于韵文范畴。
楹联非骈文：一些学者把楹联归属骈体文。象原金陵大学刘麟生在其《中国骈文史》中（1937年版）中，把楹联列入第十一章“骈文之支流余裔──联语”。梁启超也说过：“在骈骊文里（楹联）原不过是附庸之附庸。”（《痛苦中的小玩意儿》）楹联与骈体文共同的地方无疑是对仗。但显而易见，这二者的对仗是有极大区别的。骈体文的对仗叫骈偶，骈偶句句首句尾的虚词以及共有的句子成份（主语、动词、助动词等）不算在对仗之内。如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8226；情采》：“夫能设谟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夫能”二字，不算入对仗。而楹联之对仗，则无论虚实，要求严格工稳。再则，骈体文的句子，规定只能是“四六”句式，而楹联，诚如上述，句子字数不受约束。从整个结构上看，骈体文是由一个个平行句子组成，而楹联则两个平行部分（上、下联）组成。楹联与骈体文，颇有形似之处，但终非一体。
楹联别是一家：宋代词刚刚兴盛时，李清照曾指出：“词别是一家”，被视为精辟之见。在对待楹联上，也应该承认，它别是一家，而不是诗或骈体文的附庸和支流余裔。
为什么说楹联别是一家？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中国古典格律文学发展的流变和过程。中国古典文学样式繁多，以往习惯于将之划分为为散文和韵文两大类。韵文包括诗、词、曲等，也可通称为“诗歌”。我认为，似可划分为格律文学和非格律文学两大块。非格律文学就是广义上的散文。包括古典散文和古典小说等。所谓散，即不受程式、格律约束。格律文学则包括诗、词、曲、骈体文、赋、韵文（用韵的散文，如某些铭、经、志等）及楹联。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骊，到唐诗、宋词、元曲、清联，中国古典格律文学不断流变，不断创新，形成多种文体，多种结构，多种格律。以盛唐律诗的形成为分界线，中国古典格律文学大体上经历了建构和解构两大过程。从周秦到盛唐，是格律文学的建构过程。表现为句式字数的增加，句式结构的规范化。句式，从二言开始，到汉代已达七言。《文心雕龙&；#8226；章句》云：“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路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