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侄堑诙返雀霰鹄樱俏瞬鲎约旱难豕鄣恪�
冷战时期，西方学者们写了一些精确描述“核冬天”之类灾难的预言作品。这些作品一次次提醒着人们的理智，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牢固建立了核战争等于人类集体毁灭的概念，为人类最终告别核战威胁建立了某种舆论上的“防火墙”。如今，关于人口危机和环境危机的科幻作品也在不时为人们敲响新的警钟。这些都体现着预言派作品社会价值。
在中国，预言类科幻极少有人触及。被视为新中国第一篇达到“小说”水平的科幻小说《古峡迷雾》，便是一篇预言类科幻。作者童恩正是考古学专业工作者。《古峡迷雾》取材于考古学上的真实课题：古巴人失踪之谜。作者在小说里，假定巴人残部最终消失在崇山峻岭中。可以对比童恩正的《石笋行》，也是一篇考古题材的小说。其中的考古发现：一枚被称为石笋的奇异石碑，是外星人的火箭，最终升空上天。“消亡在大山里的古部落”，“和外星人留在古代的火箭”，显然作者相信前者，并不相信后者。后者只是个写故事时的假设。
《珊瑚岛上的死光》让童恩正名声暴起，远播于科幻圈之外。这也是一篇预言类科幻。1960年，美国科学家梅曼制造出来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受此启发，两年后童恩正便创作了这篇佳作。至于它发表于十几年后，不是作者的责任。《珊瑚岛上的死光》写的是激光技术在军事上的运用。这在当时就是一个前沿课题。
刘兴诗的《美洲来的哥伦布》，也是一篇预言类科幻小说。远古时代，印弟安人曾经凭独木舟来到欧洲，这是作者的一个推论。这篇小说写的就是这个推论。也可以比较一下同一位作者的《北方的云》。将渤海湾的水蒸发，再送到内蒙古，作者自己也不会把它当真，只是在小说里运用了各种知识，把它写得以假乱真而已。
王晋康创作《生死平衡》时，其素材是一本叫《平衡医学》的书。涉及了对西方现代医学某些问题的讨论。不管其观点正确与否，确实属于真实的前沿课题。缺陷将导致的危机。刘慈欣的《地火》则是一篇对煤炭工业前景的预言作品。郑军在短篇《人口危机》里，描述了未来社会人口负增长问题。而其长篇《惊涛时代》，则取材于海洋学的一些尖端课题。甚至，一些真实的中外海洋学家都穿插在这部作品里。
预言类科幻小说存在的前提，是科学本身的不断前进。很多不接触科学工作的人，只是从学校里接受学科教育。把自然科学教师误认为科学家。将科学视为僵化保守的体系。实际上，科学工作的主体便是发现和发明。科学家的价值不在于传承旧知识，而在于发现新知识。在这个基本动力推动下，整个科学，以及它的每一个领域都在不断地扩大知识领域。这就需要一线科学家必须有前瞻能力。下一卷里，笔者会从未来学和科学预测两方面，谈到科学的进步。
而预言类科幻小说，正是把科学家们进行的前瞻性研究，变成文学形象进行表述。在这里，一定要澄清一个误解，科幻小说并没有作出过什么预言。它只是表现了科学家的预言。
科幻小说家常常拥有“预言家”的美誉，而其原因，与算命先生差不多：“科学幻想小说作家的预测往往是错误的，但他们偶尔正确的预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科幻之路》三卷457页）。实际上，即使是这些正确的预测，科幻作家也不是原创者。
迄今为止，笔者没有搜集到任何一部科幻作品，其中的科学预言完全由作者本人完成。所有这些作品中的科学预言，事先都是由科学家提出的，科幻作家只是拿来把它们当成素材。其实，科幻作家也从未标榜过自己作出了某某发明。在现代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什么发明创造，第一件事不是写成小说，而是到专利局申请专利。而专利局有一套复杂的程序，为鉴别他确实是这种发明的首创者。
如果有人相反驳我这个观点，希望他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某篇科幻小说里确实存在着有科技意义上的新发现。哪怕一篇也行。在第一卷里，笔者对科幻中的科学题材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现在笔者还要在此强调一句：那里没有任何一个科学预言，是科幻作家独立作出的！
笔者1999年在《中国科幻之路》中正式提出“预言式科幻小说”。当时，虽然认为“真正的预言”数量极少，微不足道，但毕竟还拥有几个实例。现在笔者倾向于认为，科幻小说根本不存在有独立科学价值的预言。所有的预言类科幻，都是借鉴了科学界已有的成果。对照《科幻纵览》以前的各个版本，读者可以看到我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变化。
把科幻小说当成预言，导致这个错误的原因，一是只看到预言类科幻小说这一种，二是对科技史的无知。毕竟，与论文专著相比，小说的影响力要大得多。有多少人读过《海底两万里》？又有多少人知道十九世纪潜艇技术的发展情况呢？
将预言类科幻当成科研成果，或者把写科幻当成科学研究，这给科幻艺术的发展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北师大科技史专家田松先生长期跟踪研究“民科”现象：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既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不掌握科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又与科学共同体没有正常的联系。但却认定自己作出了某某重大发明创造。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虚无飘渺的“科研”上去。他的研究可参考《永动机与哥德巴赫猜想》（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一书。不幸的是，以此书内容为参照，科幻界里的“民科”为数不少。他们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知道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之间不是一回事。这些“民科”关于科幻的言论，恰恰授人以柄，在社会舆论中造成一个科幻的负面印象。
创意类科幻
雷金纳德·布莱特诺（ReginaldBretnor）认为：科幻小说是基于关于科学和它的合成技术的人类体验的理性的思考。
海因莱因认为：科幻小说表现了对被视为科学方法的人类活动之本质和重要性的理解，同时对人类通过科学活动收集到的大量知识表现了同样的理解，并将科学事实、科学方法对人类的影响及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反映在他的小说里。
雨果·根斯巴克认为科幻小说是帮助读者吸引科学知识的糖丸。
他们的观点都不错。但他们只是谈到了一类科幻小说——创意式科幻小说。在这类小说中，作者从自己的一个独立创意出发建构小说的主要事件，他要运用科学知识，以真实性为目标来完善这个创意。最重要的是，这个创意和真实的科技前沿毫无关系。
凡尔纳第一部科幻小说《地心游记》，便是典型的创意式科幻。某篇文章曾经把这部小说当成“凡尔纳失败的预言”。但从小说开端部分，作者引用大量的地质学成果来看，凡尔纳完全知道地心是实体而无空洞。他塑造一个“地中海”世界，完全是因为其艺术趣味。
在《太阳系历险记》中，这种创意式科幻的思路得到进一步贯彻。一颗小行星接近地球，带走部分陆地、海洋和三十六个人，而地球上其他人一无所知。以当时自然科学的常识而言，以及凡尔纳的知识水平，他不可能真的认为会发生这种事。从创作构思的角度看，他首先是建立了这么一个创意，然后堵塞进各种相关知识，令它“逼真”。
到了威尔斯那里，创意式科幻更为自觉地发展进来。时间旅行、隐身人、外星人入侵、神食、异度空间，……这些都和当时的科学研究没有任何关系。威尔斯先把它们构想出来，然后再绑上知识之线，令它们看上去很真。
当时，凡尔纳和威尔斯曾经有过争论。前者认为，自己写的是真科学，威尔斯写的是想象中的科学。其实，这正是预言类科幻和创意类科幻一种不自觉的碰撞。只不过当时，科幻作品整体上数量就很少，风格流派也不可能清楚地表现出来。
威尔斯后来又被人称为现代科幻之父，以笔者的理解，这个“现代科幻”，正是创意式科幻。因为它完全离开了科学这个源文化的脐带。作者可以海阔天空地去假设，然后再采集来相关知识，进行整理。
比如一篇名叫《追赶太阳》的科幻小说。故事的情节是：一个月球考查队发生了事故，失去了能量。惟一幸存的女宇航员要等待地球的救援。但她必须在失去能量的条件下保持宇航服的温度。于是，她便用步行的方法“追赶太阳”，使自己在月球的“一天”内始终保持在阳光下。这里面的线索便是，由于月球重力小于地球，人可以凭借体力在一个月球日内环绕月球一周。阿西莫夫的《血溅音乐钟》讲了一个探案故事。最后破案的线索，是嫌疑人由于刚刚从月球返回，身体无法适应地球的重力。这些都是将创意设置在天文学基础上的例子。
阿西莫夫著名的《奇异的航程》更为典型。这篇作品描写科学家将人缩小到细胞大小，进入人体内游走航行。该作品萌发了一个丰富的科幻题材亚类型，如美国影片《内层空间》，当代中国青年科幻作者周宇坤的《脑界》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个构思完全没有科学上的可能性，从预言的角度也不及医学上“药物制导技术”、“纳米机器人技术”，更接近现实。但这样写显然是极为有趣的。有趣，这个文学上的目的，才是此类题材的出发点。
时至今日，被人们习惯上称为“硬科幻”的科幻作品里，除了极少数是预言类科幻外，绝大部分是创意类科幻。科幻界一直没有把两类作品划分开来。其实，关注一下同一个经典作家的不同作品，会有助于我们弄清这个问题。比如，别利亚耶夫创作的《种海人》，完全反映了当时海洋开发的前景。而其《跃入虚空》，更是在学习齐奥尔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