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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下连吴越，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对抗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南方在长江沿线置列有一系列军事重镇，扼守长江的几处要点。古代长江下游易渡之处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洲渡，分处建康（今南京）的上下游。建康方面也加强对两处渡口的防守。在这两处渡口的南岸，分别有京口（今江苏镇江）和采石，北岸分别有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历阳（今安徽和县），都置兵戊于守，立为重镇。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经营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战略意义。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都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南方在淮河一线也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钟离（今安徽凤阳）和寿春（今安徽寿县），在淮东，主要是山阳（今江苏淮安）和盱眙。寿春正对颍口（颍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颍河或淮河上游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挡涡河之冲。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以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随着南北力量的消长变化，其攻守之势也随着而变化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南北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前沿。
四川居长江流域的上游，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其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孔道。两个方向的往来孔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由重庆东出，经三峡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节（古夔州）为其门户，矍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此处。在重庆与成都之间，又有几条江河水路相连通。
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四角地位以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即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优越的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优越，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够储粮养兵，供养、支撑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虽不如现在，但河北特别是河北北部拥有一种比较好的在内地与塞外之间、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贸易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跟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东南地区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随着江南的开发和发展，到南朝时，在<；禹贡>；中称为“厥田下下”的东南扬州地区已呈现出相当繁华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时起，东南财赋便为关中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关中的意图。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经济上亦必仰仗东南，也经营运河，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四川盆地在历史上每被称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冲积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里，宜于农业生产；加上四川及其周围地区物产丰富，因此，四川地区每被赞为“民殷国富”。
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业。但要统一天下，仅有地理条件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整合出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是进取天下的社会基础。在分处四解的几大战略要地中，建立于关中和河北的政权都曾经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历史上的全国性政权也大多定都于此二地；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大多能统一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形成对峙之局，而少有统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于四川的政权多为割据政权，而没有一个政权曾统一过天下。究其根源，都可从这些政权所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中探寻一二。
一个地域能否兴起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与这个地域的民风、社会文化特色及其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自商鞅变法，秦人以耕战为本，遗风流披，影响深远，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秦汉时期即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北朝后期，鲜卑军事贵族与北方汉姓土族结合，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河北自战国时起便一直是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与这一点有很大关系。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另一方面，河北的政权相当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游牧民族所建，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够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这样，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宜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军事上令汉族难与争锋。东南政权多为乔迁政权，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进文化的保全者，这样，在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没有那种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区之间的差距。中原先进的社会文化遂构成东南政权的重要基础。在北方沦亡之后，乔迁到东南的政权大多能凭借这一点整合南方社会，保有江南半壁江山，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外，古代东南地区民风劲勇好武，特别是淮南一带，为历代流民迁徙往来之地，流民多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乔迁政权本身是为强敌所**、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性。所以，立足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却极少。四川的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是他们割据四川时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团与四川本土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为历代据蜀者一直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权的内部力量。此外，四川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历代据蜀者易于养成一种政治上的“盆地心态”，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这大概是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从没有完成过统一天下大业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分处四边。四边之地，一般也有比较险要的山河形势，但这些地域综合条件不如四角。它们都夹在两角之间，彼可以来，此可以往，既是双方联系的纽带，又是双方对抗时争夺的焦点。其地形特点也与它们的地位相符，既有供双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险要；而且，它们与中原之间有比较捷近的通道。兴起于四角的政治势力，要想摆脱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向外扩展，必先争两翼，控制夹该角的两边。
山西在整个北方地区具有枢纽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体是由东西两侧的山脉夹中间一系列珠状盆地构成的。东面太行山脉构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昌梁山、中条山与黄河一道构成关中的东部屏障。山西境内山河分布错综复杂，形成了一系列小型珠状盆地。这些盆地地形都相对封闭，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在这些小区域内，分别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和重要关隘。它们分别面向不同的方向，显示出不同的战略意义。山西的山河形势使山西具有一种极为有利的内线作战的地位。山西地势高峻，足以俯瞰三面；通向外部的几个交通孔道，多是利于外出而不利于入攻。这是山西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枢纽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础。匈奴刘汉灭西晋之战、北魏百年兴亡的历程和五代政权的频繁迭兴均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枢纽性地位。
山东地形的意义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显得尤其突出。山东地形的主体是鲁中南低山丘陵，三面都是平原，东面为渤海和黄海所环抱。山东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基本上分布在鲁中南低山丘陵的四侧，大都依山临河，控扼一方。黄河在北方地区东西纵贯，为东、西部之间的一条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在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纵贯，为南北之间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开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开凿，便能连能长江和黄河，从而起到沟通南北的作用。山东便处在这两条大动脉交汇的位置上。另外，胶东半岛为古代海上运输的一大中转地。山东在南北之间尤居枢纽性地位。南北对峙之际，山东常是争夺的焦点。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后，连接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正处在山东的监控之下，所以山东地位举足轻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东而打开大都门户、“靖难之役”中朱棣以跃过山东而南下金陵，尤能显现中国政治重心东移之后，山东在南北争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长江中游，在上、下游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湖北外围有延绵的山脉为之险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从而形成它“用武之国”的战略地位。从湖北沿长江上溯，穿越三峡，是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游之间对抗，则湖北可阻遏川中势力之东出。湖北居东南之上游，立足东南的政权，无不恃荆襄为上游屏障。但在江南政权内部，荆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