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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第14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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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仙楼于禁中,同时还建降真台,均极尽奢侈豪华。由于武宗的崇道,道士赵归真、刘元靖、邓元起等人的怂恿排佛,加以宰相李德裕的赞同,遂酿成会昌灭佛事件。武宗下令检括天下寺院及僧尼人数,并省天下佛寺,以‘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将使六合黔黎,同归皇化‘。表明他的废佛,是为了扶持道教。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ME时五台僧人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命人封锁居庸关,凡有游僧入境则斩之。这是唐代开国以来对佛教最大的一次打击。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日益严重,与盛唐时期相比,道教也相对由盛而衰。但唐玄宗以后的统治者仍然奉行崇道政策,继续扶植道教,不断给道教上层人士封官晋爵,馈赠财帛,乃至延入宫闱侍奉,亲受法箓,并不断兴建宫观,发展道徒,促使道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继续得以恢复和发展。
  据杜光庭于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十五日的记载,唐代从开国以来,‘所造宫观约一千九百余,所度道士计一万五千余人,其亲王贵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庄为观并不在其数‘。MF在道教理论建设方面,唐代许多道教学者汲取儒释的一些思想,对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作了全面的发展,它不仅为宋元道教理论的拓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个时期,涌现了许多著名的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司马承祯、吴筠、李筌、张万福等,特别是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的重玄派,对当时和以后道教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曹魏时道士孙登‘以重玄为宗‘解释《道德经》以来,道教中逐渐形成一个重玄派。发展到唐初,经成、李等人的系统论述并汲取佛教中观思想,遂成为当时《老子》学中最有影响的流派。该派阐释《老子》有两大特征:一是援《庄子》入《老子》,二是援佛学入《老子》。因此,重玄派也给佛教思想以影响,如佛教三论宗著作中即多次提到‘重玄‘的概念。唐玄宗注疏《老子》吸收了重玄派的某些观点;王玄览的《玄珠录》明显受重玄派思想方法影响;孟安排《道教义枢》集道教教义之大成,其中多为重玄派阐说的义理;重玄派阐释《老子》的一些哲学范畴如‘理‘、‘心‘、‘性‘等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具有相当的影响。经重玄派和其他道教思想家的阐发,唐代道教思想更为思辨化,更富哲理性。
  道教科仪,在唐代也有较系统的发展。随着大量宫观的兴建和道士人数的增多,对斋醮仪式和科律的需求日增,《全唐文》中所收名目繁多的各种斋词、醮词、青词、叹道文、忏文等,正是当时道教科仪繁荣的记录。唐玄宗时,道士张万福编撰科仪经文《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三洞法服科戒文》《洞玄灵宝道士受三洞经戒法箓择日历》《洞玄灵宝三师名讳形状居观方所文》《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成仪》等,是继陆修静之后的进一步发展。与张万福大致同时的玉清观道士朱法满则编《要修科仪戒律抄》十六卷,摘抄五十余种道书,实为当时道教科仪戒律的缩影。唐末五代的杜光庭著《道门科范大全集》八十七卷,将道教主要道派的斋醮仪式加以统一并使之规范化,集唐代道教斋醮科仪之大全,他制定的道门科范,至今仍为道教所沿用。当时道教界十分注重宗教戒律的传授,斋醮仪式也更趋完备和规范化。
  唐代对宫观经济也予以扶持。按唐制,‘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MG可见唐初道士可分得口分田。朝廷先曾规定:‘道士通《三皇经》者,给地三十亩‘,后改为‘道士通《道德经》者,给地三十亩‘。MH除口分田外,对一些著名宫观还别有赏赐。武德二年(619)赐楼观台土田十顷及仙游监地充庄。弘道元年(683),诏叶法善天师,封岳地方四十里,充观长生之地,禁樵采,断田猎。唐玄宗赐西京太清宫、东京太微宫近城庄园各一所,并量赐奴婢等,使宫观占有了一定量的田产。另外,宫观还通过继承遗产、购置、‘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等方式获得田庄。贺知章记述龙瑞宫周围方圆几十里都为其所管山界,表明某些大的道教宫观拥有的田产十分可观。但当局对于限外占田,也有所限制,对多占的土地,则予以收回。宫观除经营田庄而外,还通过营构宫观建置房产。有的以敕赐财物造宫观,如中和三年(883)郭遵泰监在青羊宫,土木之工并用内库宣赐;有的将香灯斋醮所得财施崇葺观宇,兴置像设。这些房地产成为宫观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
  宫观对社会经济也产生一定影响,出现了围绕宫观开展的经济活动,如生产、贩卖道教法事所需的器物,专业的写经、铸像等。如唐末五代四川成都的‘蚕市‘,就是道教节日或重大法事活动时在道观周围形成的临时集市。据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记述,蚕市一般是三月三日在宫观周围进行,并有受箓活动等。实为近代庙会经济之雏形。
  唐代道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亦不容忽视,社会各阶层都有信仰道教的。除唐皇室崇道外,大臣百官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道教,向往神仙。有的自愿弃官为道士,有的则居官学道,有的与道流过从甚密。由于向往神仙长生,上层社会中服食道教丹药蔚然成风。尉迟敬德晚年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李德裕好服药,有道士李终南授以丹砂丸;李抱真晚年好方士,以冀长生,有孙季长为之炼金丹。高处庙堂之上者如此热衷道教,退居山林的隐士更与道教有不解之缘。
  当时不少著名隐士实为‘道隐‘,虽未正式隶身道流,实则行径与道士无异,多以道教思想、方术自慰自娱。文人学士将崇尚道教、与高道作方外游视为风雅。陈子昂‘早爱赤松游‘,颜真卿‘德惭好道‘;李白、贺知章干脆受箓入道。在寻常百姓日常民情风俗中道教的影响更是比比皆是。
  在广泛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更能感受到道教的深远影响。唐诗中有许多以宫观、道士为素材的题咏,咏叹神仙世界的奇谲瑰丽,渴望飞升入仙班成为唐诗的一大主题。唐人传奇小说中亦充满道教神仙故事。唐代文人画多取材于道教神仙人物。吴道子在洛阳老君庙画‘老子化胡经变相‘等壁画。宪宗时曾刻板印行《老子化胡八十一化图》。道教对神仙世界的想象,启发了唐代宫廷建筑的设计,道教音乐不绝于皇宫之中。可见,道教对唐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也颇具影响力。
  道教的影响还远播海外。高祖李渊曾派使臣到高丽送天尊像,又派道士到高丽宣讲《老子》。道教还传入真腊,当地人‘尤信道士‘。MI日本也传入道教经书,故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中有‘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唐太宗令道士成玄英等与玄奘合作将《道德经》译为梵文,王玄策在印度建碑文宣传道教自然无为思想。这些都表现出盛唐时代道教的兴盛景象。
  承唐余绪的五代道教
  五代十国是晚唐藩镇割据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在五代的‘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MJ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MK的局面,各国各代王朝统治的时间都很短促。但帝王中仍有不少因袭唐代风气,崇信道教者。如后唐明宗李嗣源,鉴于‘天下宫观,久失崇修‘,为了‘复我真宗‘、‘期上玄之福佑‘,于天成(926~929)中曾大力修复道教宫观,四方凡有玄元皇帝宫殿处,均整饰一新,并给上清宫崇道观重制牌额。
  长兴四年(933),又召道士二十人于中兴殿修金箓醮,七日而罢。后晋高祖石敬塘也‘素尚玄元‘,即位之初,曾屡召道士张荐明,问以治国之道,请其宣讲《道德经》,并拜他为师。
  天福五年(940)十一月,又‘令以道德二经雕上印板,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ML后周世宗柴荣,大力推行崇道抑佛政策,在毁佛的同时,又亲切召见华山道士陈抟,问以黄白、飞升之术,赐号‘白云先生‘。闽主王瞞(原名延钧),颇好神仙之术,对道士陈守元极为信任,造宝皇宫,以守元为宫主,并拜之为师,亲自受箓,取道名玄锡。
  其子昶即位后,拜道士谭紫霄为正一先生;又拜陈守元为天师,赐号洞真先生,对其更为宠信,‘乃至更易将相,刑罚选举,皆与之议。守元受赂请托,言无不从,其门如市‘。NC天福二年(937)四月,造作紫微宫,饰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皇宫。天福四年(939)四月,又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昼夜作乐,焚香祷祀,求神丹,政无大小,皆由宝皇命决之。前蜀王建,拜道士杜光庭为金紫光禄大夫,左谏议大夫,封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
  其子王衍继位后,更是大修宫殿,仿效李唐尊老子为圣祖,于乾德五年(923)‘起上清宫,塑王子晋像,尊以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其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诸帝,备法驾而朝之‘。ND其他如吴王杨行密,宠信道士聂师道,尊为‘问政先生‘。卒后,追赠银青光禄大夫、鸿胪卿。吴越王钱霮,亲往余杭大涤洞拜访道士闾丘方远,并为其筑室宇居住。广顺二年(952),吴越钱弘俶在位,为道士朱霄外修建天台桐柏崇道观,筑室于上清阁西北用以收藏道经,并赐金银字经二百函及三清铜像。南唐李癉对道士王牺霞,李煜对道士谭紫霄,均甚表崇敬。李煜曾召谭紫霄至建康,赐以道号,阶以金紫,紫霄皆让而不受。燕主刘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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