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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班除了课本之外，一般性的阅读加重了许多，老师给的作业中还有回家看电视和阅 报，上课时用闭路电视放无声电影，角色由同学自选，映象一出来，我们配音的人就得立即 照着剧情讲德文配音— 这个我最拿手。
“听写”就难了，不是书上的，不能预习，在一次一千多字有关社论的报纸文字听写考 试中，一口气给拼错四十四个字。成绩发下来，年轻的我，好比世界末日一般，放学便很悲 伤，一奔到男朋友的宿舍，进门摔下考卷便大哭起来。那一阵，压力太大了。
我的朋友一看成绩，发现不该错的小地方都拼错了，便责备了我一顿。他也是求好心 切，说到成绩，居然加了一句— 将来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这样的德文，够派什么用 场？连字都不会写。
听了这句话，我抱起书本，掉头就走出了那个房间。心里冷笑的想— 你走你的阳关 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没有人要嫁给你呀！回到自己空虚的房间，长裤被雪湿到膝，赶快脱 下来放在暖气管上去烤。想到要写家信，提起笔来，写的当然是那场考坏了的听写，说对不 起父母，写到自己对于前途的茫茫然和不知，我停下了笔将头埋在双臂里，不知再写什么， 窗外冬日的枯树上，每夜都停着一只猫头鹰，我一打开窗帘，它就怪嗥。此生对于这种鸟的 联想有着太多寂寞的回忆，想起来便不喜欢。
每天晚上，修补鞋子是天快亮时必然的工作。鞋底脱了不算，还有一个大洞。上学时， 为着踏雪，总是在两双毛袜的里面包住塑胶袋，出门去等公车时，再在鞋子外面包上另一个 袋子。怕滑，又用橡皮筋在鞋底鞋面绑紧。等到进了城内，在学校转弯处，快碰到同学时， 弯腰把外层的塑胶袋取下来。为了好面子，那脱了底的鞋总当心的用一条同色的咖啡色橡皮 筋扎着，走起路来，别人看不出，可是那个洞，多少总渗进了雪水。进了教室立即找暖气管 的位置坐下来，去烤脚，虽然如此，仍是长了冻疮。
同学们笑我为了爱美，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子。哪知我的脚尺寸太小，在柏林买不到 现成的靴，去问定做价格，也不是一个学生所花费得起的。自然，绝对不向父母去讨这种费 用，家信中也不会讲的。
那天考坏了，被朋友数落了一顿，都没有使我真正灰心，写家信也没有，做功课也照 常，只是，当我上床之前，又去数橡皮筋预备明天上学时再用时，才趴在床沿，放开胸怀的 痛哭起来。
很清楚的记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
那时候，学校说二十二日以后因为圣诞节，要放几天的假，我跟一位同宿舍的男生约 好，合出汽油钱，他开一半，我开一程，要由西柏林穿过东德境内，到西德汉诺瓦才分手， 然后他一路玩屯停停去法国，车子由我开到西德南部一个德国家庭中去度节。我们讲好是二 十三日下午动身。那时，由西柏林要返回东德去与家人团聚的车辆很多，边境上的关口必然 大排长龙，别人是德国人，放行方便。我是中国的人，那本护照万一临时在关卡不给通过， 就穿不过东德境内，而坐飞机去，又是不肯花机票钱的。
为了这事，那位与我同搭车的法国朋友心里有些不情愿，怕有了临时的麻烦，拖累到 他。那位朋友叫米夏埃。他坚持在旅行之前，我应该先跑到东柏林城那边的东德政府外交部 去拿过境签证。如果不给，就别去了。说来说去，就是为了省那张飞机票钱才弄出这么多麻 烦的。
米夏埃不常见到我，总在门上留条子，说如果再不去办，就不肯一同开车去了。我看了 条子也是想哭，心里急得不得了，可是课业那么重，哪有时间去东柏林。课缺一堂都不成 的，如果缺了一天，要急死的，实在没有时间，连睡觉都没有时间，如何去办手续？
心里很怕一个人留在宿舍过节，怕那种已经太冷清的心情。“中国同学会”不是没有， 可是因为我由西班牙去的，又交的是德国男朋友，加上时间不够，总也不太接近，又有一种 不被认同的自卑心里，便很少来往了。
那天，十二月二日，终于大哭特哭了一场。不过才是一个大孩子，担负的压力和孤寂都 已是那个年龄的极限。坐得太久，那以后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经痛也是当时死钉在桌前弄出 来的。而自己为什么苦读——虽然语文是我心挚爱的东西，仍然没有答案。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许因为哭累了，睡过了头，发觉桌上的小钟指着十点，又急得 要哭。抓了书本就往车站跑，跑的时候，鞋子一开一合的，才知忘了扎橡皮筋。而左腿，也 因为坐骨的痛压到神经，变成一拐一拐的了。
知道第一堂课是完了，赶不上。想，想自己如此苦苦的折磨所为何来，想成了呆子。站 在车站牌下，眼看着一次又一次的班车走过，都没有上车。
逃课好了，冻死也没什么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没有再转车，摸摸身上的护照和二十块美金的月底生活费，将书在树丛雪堆里一埋，上 了去东柏林围墙边，可以申请进去的那条地下火车。
柏林本来是一个大城，英美法苏在二次大战后瓜分了它。属于苏俄的那一半，是被封 了，一个城变为天涯海角，不过一墙相隔便是双城了。
我下车的那个车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个关卡，如果提出申请，限定当日来回，是可以 过去的。而东柏林的居民却不可以过来。
那个车站是在东柏林，接受申请表格的就是东德的文职军人了。
我们的护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队之后，才被收去。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 等，等播音机内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个小房间内去问，问什么我不明白。总之面露喜色的 人出来，大半是准进东柏林去了。
等了很久，我坐着会痛，又不敢乱走，怕听不见喊人的名字，那儿，有一个办公室是玻 璃大窗的，无论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绕圈子，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由窗内的办公桌上直射出 来，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给钉着。
有人在专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
播音机叫出我的名字来时，已是下午一点左右了。我快步跑进小房间，密封的那一间， 没有窗，里面坐着一位不笑的军官。请坐，他说。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军官衣着很整齐， 脸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将那本护照向桌上轻轻一丢，说：“你知道这本护照的意义 吗？”我说我知道。他听了便说：“那你为何仍来申请？我们不承认你的，不但不承认，而 且你们的政策跟南韩一样。现在我正式拒绝你的申请。”我看了他一眼，站起来，取回了护 照，对他笑了一笑，说谢谢。那时的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 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
已经走出了门，那位军官是心动了，他很急的叫住了我，说：“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 块美金，参加有导游带的旅行团，我给你一个条子，这种护照也可以过去的。”
我说，我是要去你们东德的外交部，导游会放人单独行动吗？再说，十五块美金太贵 了，我有，可是舍不得。说完我没有再对那个人笑，就出来了。
决定逃学，决定死也可以，那么不给过去东柏林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 时间，突然出现了一大段空档，回宿舍，不甘愿，去逛街，只看不买不如不去，于是哪儿也 没有去，就在那个车站里晃来晃去看人的脸。
那面大玻璃窗里仍然有一种好比是放射光线一样的感应，由一个人的眼里不断的放射在 我身上，好一会儿了，他还在看我。
等我绕到投币拍快照片的小亭子边时，那种感应更强了。一回身，发觉背后站着一位就 如电影“雷恩的女儿”里那么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军官——当然是东德的。
“哦！你来了，终于。”我说。他的脸，一下子浮上了一丝很复杂的表情，但是温柔。 “晃来晃去，为什么不回西柏林去。”我指了一下那个密封的审人室，说：“他们不给我进 东柏林。”我们又说了一些话，说的是想先进去拿过境签证的事。一直看他肩上的星，感觉 这个军官的职位和知识都比里面那个审人的要高，而且他不但俊美，也有一副感人而燃烧的 眼睛，这个人那里见过的？
事情很快解决了，台湾护照东德不承认，给发了一张对折的临时证。上面要写明身高、 眼色、发色、特征等等——在填写特征时，我写：牙齿不整齐。那叫它通行证的东西是白色 的。说要拍张快照，我身上没有零钱，那位军官很快掏出了钱。一下子拍出来三张，公事用 了两张，另外一张眼看他放入贴心内袋，我没说一个字，心里受到了小小的震动，将眼光垂 了下来。
排队的人很长，一个一个放，慢慢的。那位帮我的军官不避嫌的站在我的身边，一步一 步的移。我们没有再说话，时光很慢，却舍不得那个队伍快快的动。好似两个人都是同样的 心情，可是我们不再说话了。
等到我过关卡时，军官也跟了过来。一瞬间，已站在东柏林这一边了。凄凉的街上，残 雪仍在，路上的人，就如换了一个时光，衣着和步伐跟西柏林全不一样了。“好，我走 了。”我说。那个军官很深的看了我一眼，慢慢说了一句英文，他说：“你真美！”听了这 句话，突然有些伤感，笑着向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说：“五点钟，我就回来。可以再见 的。”他说：“不，你进入东柏林是由这里进，出来时是由城的另外一边关口出去。问问路 人，他们会告诉你的。外交部不远，可以走去。我们是在这一边上班的人，你五点回来时， 不在我这里了。”
“那，那么我也走了。”我说。
我们没有再握手，只互看了一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