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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资料能证明他那时的确切的情形。但从周作人的日记中，却看到了大哥的离别，给弟弟带来的巨大的影响。他突然失去了一位朝夕相处、引导自己走路的兄长，那种别离之苦，在日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其中兄弟情谊之深，是十分感人的。
1898年，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求学。他在《呐喊·自序》里介绍那时的境况时说：“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但无论如何，这次出行，真正开始了他的人生之路，他的自我意识与价值观，正是从求学开始渐渐形成的。
鲁迅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不久，便寄来自己写的《戛剑生杂记》，周作人收读兄长的信件和文章，欢欣至极，遂将鲁迅文章内容记下：
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亲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暄，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这是我看到的鲁迅最早的文字，也是最感伤的思乡作品。可惜当时其他的诗文保存甚少，面目自然并不清晰。但鲁迅多虑的、敏感的诗人气质，还是略见一斑。这是17岁少年的情怀，尽管成年后他很少再出现过类似的文字，可那种幽愤深广的情思，不是凭空而来的。少年时的气质与个性，已说明了他的超常。
1900年初，鲁迅返乡度假，返回南京学校时，曾写过《别诸弟三首》，很能看出他远离家乡后，对兄弟的思念之情，其中个人的心绪，也流入笔端，此诗后录入周作人日记中，今天读来，很是有味儿：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一年后，鲁迅又作《别诸弟三首》，调子格外凄迷：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
春风容易送韶华，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
诗的背后附记云：
仲弟次予去春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 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这是初次离家求学时，鲁迅心境的写照，他与二弟作人、三弟建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在鲁迅感伤的诗句里，可感觉到他依依惜别的情感，以及对未来的茫然心境。
那是一个忧郁的年代。周作人的心灵，何尝不是如此？他曾经去过杭州，陪侍狱中的祖父。而家境又日见清冷，少年周作人的孤苦，是可想而知的。大哥的远行，对他又是一个刺激，查看周作人日记，便可见其多愁善感的一面：
下午，大哥收拾行李。傍晚，送庆公公、地叔、大哥下舟往宁，执手言别，中心黯然。（1900年2月19日）
上午，大哥收拾行李。傍晚，同十八公公、子恒叔启行往秣陵。余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中心黯然，作一词以送其行……（1901年3月15日）
这是鲁迅两次回乡后，离别时，周作人的心境。那时，周作人对自己的前景也是十分茫然的。除了读书外，他几乎不知道该怎样真正确立自己的位置。走大哥的路，抑或继续科举的选择？说起科举，周作人一言难尽，他和鲁迅都参加过县考，哥哥成绩不错，但周作人却几次应试均落在后面。鲁迅后来去南京，他对应试已没有兴趣，但两人还是按旧习报名参加了县考。这一方面来自家人的压力，希望走传统文人之路；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学知识的一种检验吧。但科举之路毕竟是沉闷曲折的，才气、机遇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周作人回忆道：
前清时代士人所走的道路，除了科举是正路外，还有几路叉路可以走得。其一是做塾师，其二是做医师，可以号称儒医，比普通的医生要阔气些。其三是学幕，即做幕友，给地方官“佐治”，称作“师爷”，是绍兴人的一种专业。其四则是学生意，但也就是钱业和典当两种职业，此外便不是穿长衫的人所当做的了。另外是进学堂，实在此乃是歪路，只有必不得已，才往这条路走，可是“跛者不忘履”，内心还是不免有留恋的。在庚子年的除夕，我们作《祭书神长恩文》，结末还是说，“他年芹茂而樨香兮”，可以想见这魔力之着实不小了。［12］
科举之梦破灭后，周作人陷入深切的痛苦中。其一是大哥不在身边，家庭负担落在他肩上。除了每日要上街买菜外，祖父从杭州出狱回家，家中矛盾增多，也是个原因。其二，四弟椿寿染病夭折，给周作人很大的刺激。这时候他的心境开始变得忧郁起来。那些日子，鲁迅成了他最贴心的知己，他把自己的希望，也寄托到哥哥身上。他经常写信给哥哥，希望能得到支持和帮助。鲁迅不断和他书信往来，谈论外面世界的各种新闻。他羡慕哥哥的生活，也想如哥哥那样飞出故乡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1901年8月25日，周作人接到鲁迅的信，通知他，已通过亲戚帮助，把他安排到南京水师学堂充当额外生。这消息，他记到了当日的日记里。周作人终于随同鲁迅，跨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
如果他们不是进入了洋学堂，两个人或许只在传统文人的圈子打交道，也未可知。正是因踏上了非正统的求生之路，他们眼前的世界才异常开阔起来。周氏兄弟的起飞，当从世纪初的南京的相聚开始。两颗忧郁而又纯真的灵魂，带着血色的童年记忆，跨进了新的天地里。有什么会像走异路、寻光明者那么富有刺激与兴奋么？倘读一读那时兄弟俩写下的诗文，当会有不小的收获。少年壮志，在他们的文字里是十分浓厚的。他们后来的精神的发展，在这儿，可以依稀找到一丝逻辑的起点。
旧历的新年到来了，最快慰的，当然是孩子。周作人晚年写乡俗时，对过节乐趣，着实迷恋得很。我读这些文字，觉得他对中国人的礼节，尤其是祭祀之类的事情，理解得颇为精当。我常想，若要懂中国文化，单研究春节的诸多程式与礼规，便可对其要义深得一二。旧时文人写家人之乐与离乡之苦，都少不了春节的回忆。这大约已成习俗，文人欲超越此点，的确大难。
但鲁迅似乎不是这样。他后来很少醉心地写家乡春节的美况，倒是对其间所含的文化旧习对人的窒息，多了几许怅然和冷落。《祝福》关于旧俗杀人的反省，是寒气袭人的。选取除夕的夜作为一个悲剧的背景，或许是早期记忆的一种外化？我读他后来写乡间民情的文章，一直感到他对乡土文化古老的负面因素的拒绝，那种毅然决然的态度，周作人是很少有过的。
可少年仅存的暖色，毕竟与春节无法隔开。人不可能绝对地超越旧俗而存活。周作人早期日记，存有鲁迅早年的一些诗文，其中对年节的描绘，实在是兄弟友情的一次展示，亦有难得的文化心理的透视。我读《庚子送灶即事》、《祭书神文》，觉得青年鲁迅与周作人，那时的视野，已经很不平常了。《祭书神文》系兄弟二人合写的骚体诗，其境界之奇异，是同龄人难以比肩的。这诗不像以往旧诗那么儒气与迂阔气，它是奇幻的，像迷离的夜空的光泽，把俗界的晦气驱走了。这里的旧俗不是被当成神圣的为人敬仰的东西而存在着，虽然作者竭力渲染了节日的气氛，但旨意却在叛俗之中。鲁迅当时刚20岁，对生活的理解，已十分独特。家境的困苦，与精神的追求，均于此中流露无遗。
《庚子送灶即事》云：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
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
这是青年鲁迅由南京返乡过节时所写的诗句，周作人对长兄的作品颇留意，记到了日记中。读此诗，固然可领略到祭送灶神仪式的热闹场景，但更多的却是清冷与孤独。此时祖父尚在狱中，父亲也长眠于地下，家境之惨，可想而知。鲁迅大概已没有了少年的热情，对欢天喜地的宗教般的仪式，也少了兴趣。“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是怎样凄婉的句子！这已不存有一点世俗的狂欢，而被无奈和凄惨所代替了。许多年后，当先生提笔再现“鲁镇”的除夕的压迫感时，我想，早年的苦涩的记忆，大概起了很大作用吧？民俗中存有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苦乐观念。顺之者而得其乐，逆之者而多悲凉。周氏兄弟，是顺中有逆的人，但我以为尤其是其中逆世俗人生意识的行为，很有价值。这一点，《祭书神文》大概更为典型：
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会稽戛剑生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而缀之以俚词曰：
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缊兮烛焰赤。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华筵开兮腊酒香，更点点兮夜长。人喧呼兮入醉乡，谁荐君兮一觞。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缃旗兮芸舆，挈脉望兮驾■鱼。寒泉兮菊菹，狂诵《